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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代，以利玛窦神父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开始在现实政治期望与乌托邦话语传统中，构筑并解读一个哲人王统治下的优越的中华帝国形象。

这样，不仅是中华帝国可能被美化为世俗乌托邦，更重要的是，乌托邦有可能从纯粹幻想中的一个莫须有的地方，变成地图上一个现实的国家，从而进入历史。西方文化中有一种强烈的乌托邦冲动，这是他们发现与征服世界的动机，也是他们批判与改造自身的动力。

文艺复兴时代西方文化开始在乌托邦视野塑造中华帝国形象，既是对以往中国形象的一次诠释性总结，又预示了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化中可利用的潜力。

一个富强的帝国正由一些知识渊博、品德高尚的哲学家治理，甚至“整个军队置于哲人参议院(Philosophic Senate)的管辖之下”。

如此不可思议的不是它如何发生的，而是它竟然是这样发生的！由高尚的哲学家治理的至善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是令人向往的现世乐园，利玛窦和他的继承者们发现，中华帝国实现了柏拉图仅仅在理论上设想过的事情，即“作为真正牧民者的‘哲人’占统治地位”。

这一发现不仅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历史影响深远。在以后的一个世纪里，西方社会思想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不断重复、丰富与加强中华帝国的“孔教理想国”形象。

中华帝国的现实就是一个奇迹。金尼阁、利玛窦一代传教士对中国哲人政治的介绍，具有深远的文化启示力。

1636年，在巴黎出版的《巴黎至中国旅行记》一书中，腓内斯对中国哲人政治的赞扬更为直露：

“中国为哲人政治，故学者得有行政权和官职。在授予官职的时候，常召集多数学者，在公堂上公开讨论，而选拔其最贤明者委以要职。据记载中国事情的历史学家所说，中国人为世界上最严守政治规则的国民。国王为最有力的主脑，由此主脑使国家的手足活动。

中国谓为武断政治，不如以文治主义的理想称它。青年进入大学而从事探讨他日出仕时所应熟悉的国法民情，所以中国大学乃有举世无双的荣誉。”

将“举世无双的荣誉”让给一种遥远的异教文明，这种明智与勇气在西方文化历史上具有多重的意义。

它既是一种自我否定的冲动，又是一种自我迷恋的冲动。

因为表面上“孔教理想国”谈论的是一种异域制度或异域文明，实际上表述的却是西方文化传统中固有的理想。

欧洲的“孔教理想国”形象流传越来越广，意义也越来越明确。

1640年，当法国哲学家拉莫特·勒瓦耶感到他那些堕落的基督兄弟应该有一面自我认识与自我批判的镜子时，他又想到孔夫子的中国。

他在《论异教徒的德行》一文中，几乎照抄利玛窦神父关于孔子的论述，并将孔子与苏格拉底并列。

在他看来，孔子与苏格拉底是异教世界同样伟大的哲人，他们用高贵的道德观念创建世间理想的国家，历史上的圣贤、先知、立法者，以及一切伟大的人物，都是这样工作的：

“当然，使王权掌握在哲人手中，使暴力乖乖地服从理性，这对孔子来说不是一种小小的荣誉，除了希望看到哲学王子或哲学家们进行统治之外，人们还能希求怎样的更大的幸运呢？这种非同凡响的思想使这两种值得庆幸的事业在中国得以实现，孔子的崇高美德甚至使君王决不发出与他的（孔子的)戒律不符的命令，皇帝的文武百官都势必是孔子的信徒，因此可以说，只是哲学家们在统治这样一个大帝国。”

“…孔子和苏格拉底一样，运用他们在伦理方面的权威，使哲学从天国回到人间。”

传教士将柏拉图的“理想国”从理念世界搬到现实的地图上。

“孔教理想国”的故事不断传播，并在传播中不断丰富，聚集力量。

优秀的政府在哲学家领导下，建立在高尚的道德教育基础上。西方传统的一种念念不忘的理想，在传说中一旦找到了现实，就会获得一种巨大的、改造现实的历史力量。

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2)、卫匡国的《中国历史十卷》(1658)、基歇尔的《中国图志》(1667)，都在不同程度上介绍了中国的哲人政治。

其中《中国图志》上提到“哲人王”孔子不仅具有一种政治思想，还导致一种政治实绩。

1661一1672年间，法国陆续出版了《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本。

1687年，柏应理神父将郭纳爵、殷铎泽和他本人译的《大学》、《中庸》、《论语》带到巴黎重版，取名《中国哲学家孔子》。

该书使欧洲人更深入地了解到“孔教理想国”的政治制度所源起的哲学思想。

中国智慧中最有价值的是伦理思想，伦理是“国王的科学”。此时西方对中国政治伦理感兴趣的已不仅限于教士，柏应理神父他们翻译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时候，法国的一位医学博士弗朗索瓦·贝尼埃也在编译孔子与中国哲学家的著作。

他直接用《国王们的科学》作书名，在谈到自己的翻译时他说：

“我从事这项任务主要是由于我发现，再没有任何一种伦理能更明智、更谨慎和更恭敬地以其义务而教化王子们了。他小心翼翼地暗示，威严和庄重是国王人身不可缺的品质，但它们都被温情和人道大大减弱了。他同样还暗示，国王不可避免地被迫介绍其国的事务，并且要用心倾听他提出的申诉和上谏、向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如果国王不想关闭真理的大门，排除迟早会使他们遭到失败的谗言和媚态的障碍，那就必须这样做。最后，为了用简单的一句话解释这一切，又要求国王除了为其臣民谋福利外，再也不谋求其他任何利益，要更多热爱他们应热爱的一切，同时又仇视他们要仇视的一切。他就如同一位慈父溺爱亲生子一样，温柔多情地爱护他们，再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达到真正的荣耀，达到一种永久的稳定声望了。”

“孔教理想国”证明哲人政治的现实性，孔子开创的儒家哲学说明这种现实的道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

孔子是伟大的立法者，他树立的道德政治的典范是人类文明的尺度。君行仁政；轻赋税，实仓廪；民为贵，君为轻，孟子的仁政思想则更具体地表述了开明君主制的理想。

贤明的君主是天下太平的保证，有什么比儒家思想描绘的政治制度更加符合理性呢？

人，不管性善（孟子）还是性恶（荀子），有教无类。教育可以博文，可以用世，内成其德，外从其政；从王侯到百姓，德行天下，万世升平。多么美妙的“发现”！

孔子的礼制，孟子的仁政，儒家哲学所代表的唯道德主义的中国文明，此时，在欧洲，已成为一种文化理想。生逢乱世，像中国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时代一样，欧洲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也用自己的热情与理想为社会保存良心，让思想在痛苦中放出分外的光芒。

将理想的国家寄托在理想的政治上，再将理想的政治寄托在理想的哲人身上，这是欧洲近代史上开明君主论的思想基础。开明君主论将社会正义与幸福的希望，寄寓在开明君主的个人德行上，主张政治以教化为基础，并以哲学家的教育塑造这一基础。

这种道德主义的开明君主制的思想，恰好在中国形象中找到典范式表达。

1621年，培根的同乡罗伯特·伯顿在《忧郁症的剖析》中一知半解地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大加赞赏：“他们从哲学家和博士中挑选官员。”

1669年，约翰·韦伯著文劝说英王查理二世效法古代中国君主施行仁政。

1670年前后，英国政治家威廉·坦普尔爵士思考“父权”政体时，中国的制度与儒家思想曾给过他许多启示：

“家庭是一个小规模的王国，而国家是一个扩大的家庭”；“由最好的人管理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哲人是最好的人，哲人政治是最好的政治”，“伟大古老的中华帝国”就是这样实践的。

坦普尔爵士就曾一再引证《中庸》中“哀公问政”一段，说明“为政在人”的道理。1672年，天真而又狂热的闵明我神父从中国回到欧洲，在里斯本上岸时还穿着一身中国服装。

以后的几年里他写了100万字有关中国的著作。他建议欧洲所有的君主都要仿效中国皇帝，国王必须有修养，请哲学家辅佐政务，听从他们的建议；欧洲应该模仿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尊重农民，将农业当作立国之本。

总之，在闵明我眼里，中国在所有的方面都是优秀的，欧洲到处都是问题，就连便溺，也有优劣，中国人的小便可以滋润庄稼，欧洲人的小便毒性太大，浇到哪里就会烧毁哪里的植物。

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听说他言辞激烈的著作后传讯他，他带着自己的书前去，请他们将他本人和他的著作一齐在广场上烧掉。

柏拉图的理想国正悄悄地复活在17一18世纪出现的中国形象上。

“孔教理想国”成为欧洲社会政治期望的隐喻，欧洲的传教士与思想家，激进与保守的神学家与无神论者，都在其中寻找自己的理想。

作为“孔教理想国”的中国形象，此时已成为西方文化中的一种革命力量。它以乌托邦的正义揭示了社会政治秩序的理想准则，让人意识到希望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与距离，对欧洲的政治、宗教现实提出疑问并动摇着意识形态基础，树立起变革的尺度。

“孔教理想国”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没有对贤明君主与道德政治的强烈信念与深刻思考，就没有对君主专制的彻底失望，也就没有限制君主的现代宪政主义与消灭君主的大革命。

传教士书简描绘的理想国变成哲学家思想的武器。故事已经有了，还有故事背后的哲理，现在只缺一个现实性的英雄人物。

1697年3月，又有一位传教士穿着中国服装回到欧洲。

他的中文名叫白晋，他说自己是康熙大帝的钦差，带来康熙皇帝赠送路易十四的礼品和一部献给路易十四的《中国当朝皇帝传》（又译为《康熙帝传》)。

在这部传记中，欧洲终于发现了一位“孔教理想国”的英雄人物一一康熙皇帝。

白晋神父将康熙皇帝描绘成空前伟大的君王。他具有完美无缺的德行与智慧，公正、勤勉、节俭、仁慈、好学而知识广博，几乎是哲人王的一个现世楷模：

“康熙今年44岁，执政已经36年。他一身丝毫也没有与他占据的王位不称之处。他威武雄壮，身材匀称而比普通人略高，五官端正，两眼比他本民族的一般人大而有神。鼻尖稍圆略带鹰钩状，虽然脸上有天花留下的痕迹，但并不影响他英俊的外表。…康熙的精神品质远远强过他身体的特征。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

他有经得起各种事变考验的坚强意志。他还有组织、引导和完成重大事业的才能。所有他的爱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个皇帝应该具备的。老百姓极为赞赏他对公平和正义的热心，对臣民的父亲般的慈爱，对道德和理智的爱好，以及对欲望的惊人的自制力。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忙碌的皇帝竟对各种科学如此勤奋好学，对艺术如此醉心。”

在白晋神父的笔下，康熙皇帝不仅外貌上有些像现实中的西方人（书中的康熙皇帝画像几乎就是西方人的容貌），他的个性与作为完全就是西方理想的哲人王。

康熙皇帝雄才大略。他勤以主政，节俭生活；他主持公道，严以治吏，宽爱人民；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准确的判断力与惊人的记忆力，“他的全身都沐浴在一种道德光辉中”。“要是在其他国家，康熙具备的这些伟大品质，足以使他列入英雄的行列，而在中国人中间，高官显职是靠读书和学问的途径获得的；如果只具有这些伟大的品质，而在学问方面不像其他方面同样突出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被看作他们国家最伟大的皇帝之一。

毫无疑问，正是为了使自己在这方面适合于他的国家的特点，他才这样专心致志于研究中国的文学和科学，因而他几乎读遍了所有的汉文名著。…这个皇帝所专心致力的不只是中国的科学。因为他本来就对新奇的东西感兴趣。

所以，自从他有了某些欧洲的科学知识之后，就表现出了学习这种科学的强烈欲望。…我们四个住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有幸被皇帝召去为他讲解欧洲科学…除了每天跟我们一起度过的二三个小时之外，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自己还花了不少自学时间…皇帝研究我们科学的好奇心，也激励着他去学习我们的宗教…”

康熙几乎是世间完美无缺的哲人王的楷模，他还降旨在宫中设立“科学馆”，令人想起培根虚构的乌托邦里，在“新大西洋岛”上设立“所罗门院”的伟大国王所罗门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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