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电影《封神》的观众，肯定对影片中的“雪龙驹”印象深刻。雪龙驹不仅耐力超群，还十分忠诚，最后驮着少主姬发一路向西，只为了“回家”二字。

　　▲电影《封神》（2023）中，姬发驾着哥哥伯邑考驯化的雪龙驹。资料图

《封神演义》本就是神魔小说，电影的改编又当唯想象力是瞻，如果就这部电影讨论历史与考古细节，未免缘木求鱼。然而，如果把雪龙驹作为引子，来看看商朝的马和马车，也许会另有启发。

马这种动物，在晚商时期突然闯入考古学家的视野。在早商和中商时期，考古学家没有发现任何家马的考古遗迹，既无马骨遗存，也无马车构件。这些东西在殷墟的晚商时期突然出现，并且作为新生事物的马车已经具备了极高的“科技含量”。

人们很容易想到，这种突然出现的东西很可能是其他文化的输入物。马与马车是外来物，这样的观点目前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殷墟博物馆新馆的车马坑展厅里，一个展板上写着：“商代马车在承袭西方马车的基础框架上，对马车形制结构进行了科学改良。”

那么，马与马车在晚商的突然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晚商突变

晚商殷墟时期的文化，除了突然有了马车之外，还在其他方方面面与早商中商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且，这些新出现的事物，也和马车一样，带着某种突变性。考古学家许宏总结了很多晚商时期新出现的事物。

比如商王的大墓。目前发现最大规模的早中商墓葬面积仅为12.8平方米，均没有墓道。但是到了晚商，超大规模的墓葬突然出现，第一等级的王级大墓都位于殷墟西北冈王陵区，墓室面积在200平方米至400平方米之间，其中有8座大墓各有四条墓道。

盛大的墓葬伴随着大规模的殉葬与人牲祭祀的宗教仪式。李硕在畅销书《翦商》中仔细描摹了殷墟残忍的人牲祭祀与殉人现象，目前在殷墟大约发现了3000座祭祀坑，坑内人牲至少有3万。用人来祭祀出现在晚商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祭祀祖先要杀人、造房子要杀人奠基，铸铜也要杀人。这种残暴的宗教仪式，在早商时期是罕见的。

　　▲2024年3月，殷墟博物馆车马坑。南方周末记者王华震摄

再比如都邑的布局。无论是早商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还是中商的洹北商城，都有着较为方正的整体布局，四四方方的城，四周有城垣或城壕，宫殿区位于城内，看起来和后世的中国城池颇为相似。

然而，殷墟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们甚至还没有搞清楚整个殷墟的城市布局。按照传统的看法，殷墟的面积在36平方公里左右，如果有一个参照系的话，36平方公里与广州越秀区相当。很多学者认为，在殷墟甲骨第五期，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帝乙、帝辛（纣王）时期，殷墟迎来了人口的高峰期，估计的人口数在14万-15万人之间。

然而殷墟的实际大小也许远不止此。2017至2018年，在离殷墟核心区十公里外的辛店，又发掘出一个规模极大的铸铜作坊，这就意味着，36平方公里以外的地方，也有人的聚居，可能也有族邑的存在。如果以此为半径，殷墟面积将达到300多平方公里，这大大拓宽了以往对殷墟的认识。“外围估计族邑比较稀疏一些，肯定没那么密集，我们觉得这30多平方公里可能是城区，外围是郊区，甲骨文里也有城郊分别的证据。”殷墟博物馆执行馆长岳占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样的体量在三千多年前是惊人的，甲骨文中称殷墟为“大邑商”，当时的人们大概也惊叹于它的散漫无垠吧。

当然最大的“突然出现”的东西，是甲骨文。我们在各个史前新石器文化中都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刻画符号，早商时期的郑州商城内曾发现两片牛骨刻辞（非考古发掘而出），小双桥遗址中出土了朱书陶文，但这些都是零星的、极少量的、碎片式的，无法和殷墟时期动辄上万片的、有着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的甲骨文相比。二者之间缺乏明显的过渡时期。

所有的这些“突变”，似乎昭示着晚商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

王族何处来

有学者用“武丁宗教改革”来戏称这场巨大的变革。2003到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何毓灵主持挖掘殷墟孝民屯的铸铜作坊遗址，他发现，遗址内有许多明显不同于殷墟本地风格的陶器，这暗示了殷墟的某种外来文化。

还有大量的北方草原系的青铜器。殷墟博物馆三楼的“长从何来：殷墟花园庄东地亚长墓专题展”，展出了商代高级贵族亚长之墓的出土文物，其中的青铜兽首刀被认为是典型的受到北方草原文化影响的青铜器。

　　▲2024年3月，殷墟博物馆展出青铜兽首刀。南方周末记者王华震摄

考古学家们逐渐相信，当年武丁面临着一个多元文化并存、各族群并峙的局面，商朝社会急需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来加强商王统治、维持社会的稳定。于是墓葬制度的变革、人牲的大量使用乃至文字的迅速普及，都在“宗教改革”假说中被推演为改革的结果。

《史记·殷本纪》中也有关于这场变革的隐约线索：“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武丁任用“说”实行的这场改革，是否就是考古学家们在出土文物中所见到的这些突变呢？

也有学者持另一种更加大胆的假说。

当时华北平原的绝大部分并不适合人类居住，黄河在这里分叉为无数的港汊，形成连绵的沼泽洼地，人类只能居住在太行山麓地势较高的山前洪积平原，这个地带的宽度仅70到120公里——包括殷墟在内的一系列史前遗址都位于这个狭长地带。

考古学家郭静云以常识反问：在肥沃的河南郑洛地区安家两百多年的商人，为何会北上前往自然条件更差的殷墟？会不会是来自北方的某个族群，掳掠了商朝的贵族与工匠前往北方？就像后世的金人掳掠北宋皇族北上一样，是一种武力征服导致的文化变异？

殷墟的马是郭静云的重要证据。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马与马车在某种文化中出现，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传播，必然与人的迁徙有关。郭静云说，外来文化只能以人为传播媒介，而且家畜传播是一个更为缓慢的过程，殷墟王族不可能“突然”就会养马和造马车，“世界史上从没有一个完全不认识马的农耕民族，在未曾遭受外来驯马民族统治的情形下，会突发奇想地自行引进马匹，变成驯马民族。”

郭静云的结论也许会让很多历史学家恼火：殷墟时期的王族和早商时期属于不同族群，前者是一支来自北方的驯马族群。这个征服者野蛮但生机勃勃，他们融合了原有的早商文明，改进并普及了甲骨文，并建造了一座宏大的都城。

关于郭静云的这一观点，南方周末记者请教了岳占伟，他说，考古队采集了大量的墓葬人骨，人种的问题肯定是一个大问题，对于这些人骨，将来条件成熟之后会进行仔细的生物学分析，这会是将来殷墟考古的重点之一。

但是岳占伟补充说，殷墟王族的人种问题虽然重要，但殷墟博物馆里展出的大量北方系青铜器，并不是要暗示他们是来自哪里的族群，而是想要展示王畿与四方的文化交流、交融，“这些文物是出在殷墟，它们来自北方，但也有来自南方或者西方、东方文物，文物就是交流的见证，正因为这些交流，商代后期的殷墟都城才繁荣强大起来。”（完）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