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对峙下的宋丽聘问。十至十三世纪的东亚政治舞台上存在着众多交错环绕的政权，原本以中原王朝为主导的“华夷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时的东亚世界，北方以辽至蒙古（后改国号为“大元”）诸朝为中心，东有高丽、日本，西北有西夏、回鹘、于阗、高昌、龟兹、沙州等，西南为吐蕃诸部、大理，南方则是汉民族建立的宋朝。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北方先后崛起的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南方的宋朝保持着强大的攻势。因此，宋朝不惜远道遣使，欲与高丽结盟，共同抵抗来自北朝的威胁。但考虑到南北朝的实力对比，高丽更多地选择采取中立态度。与此同时，高丽也遣使通好于南北朝，这就形成了较为错综复杂的外交格局。
宋朝与高丽的聘问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双方能够实现通好往来的原因有很多。但是随着南北形势的不断变化，双方对于聘问的态度也摇摆不定，同朝诸臣之间关于是否遣使聘问常常存在分歧。迫于北朝强大的军事压力，宋朝与高丽的聘问呈现出一种非正常化发展的趋势，其中的根由值得注意。
关于两国聘问的议论。遣使聘问是两国在和平时期相互交往的主要方式，同时也可从中看出当时双方对外的态度。宋丽两国之间并没有形成固定的聘问制度，并且常常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而中断，有时长达三十多年。
通聘中断后，双方基于什么原因又重新遣使通好？在正常聘问的过程中，双方有着怎样的考量？当时的宋丽两国朝臣对此又持什么态度？
一、北朝对聘问的影响。宋丽聘问受到北朝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景德盟约签订后，宋辽进入相对和平的时期。此后，如何处理双方的外交关系便成为宋丽两国统治者最为棘手的事情。
1014年（宋大中祥符七年，高丽显宗五年），高丽国王王询派遣尹证古等人前来朝贡。但当时辽朝与高丽交恶，尹证古抵达宋朝边境时正值辽朝派遣国舅萧敌烈领兵入侵高丽通州兴化镇。
此时，宋真宗左右为难，深恐因处理不当而破坏宋辽之间的友好关系。于是，宋真宗便针对是否允许高丽再遣使入贡一事征求朝臣意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三记载：
先是，登州言高丽遣使入贡，未敢迎迓，以须朝旨。上谓宰相曰：“此事如何？”王旦曰：“高丽久来进奉，因契丹阻绝，今须许其赴阙，契丹必不敢言。且使离高丽，契丹必已知之，若有所问，即当以诚对也。”王钦若曰：“此使到阙，正与契丹使同时。”
旦曰：“四裔入贡以尊中国，盖常事尔，彼自有隙，朝廷奚所爱憎。”上曰：“卿言深得大体。”即遣使馆接焉。从中可看出当时以王钦若为代表的朝臣认为与高丽聘问通使会引来辽朝的猜忌，而宰相王旦却认为此举对宋辽邦交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王旦对于高丽聘问的态度仅限于和平往来，并非与其结成军事同盟。
1010年（宋大中祥符三年，高丽显宗二年），宋真宗得知辽朝入侵高丽一事后，曾询问王旦如果高丽来宋乞师救援应该如何处置。王旦答：“当顾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丽贡奉累数岁不一至。”这说明，王旦认为发展宋丽聘问不能以破坏宋辽和平局面为前提，所以高丽来朝是否适当则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其实这种因害怕开罪北朝而断绝宋丽关系的主张一直存在于宋朝国内。前文提到，宋仁宗在位时，贾昌朝、富弼等人就曾重提“联丽制辽”的政策，但大部分朝臣均以深恐引起辽朝猜疑为由加以反对。
这种畏惧心理在战乱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1128年（宋建炎二年，高丽仁宗六年），杨应诚上言称请使三韩以图迎接二圣还朝，此举便遭到翟汝文的强烈反对，他认为“应诚欺罔君父，若高丽辞以大国假道以至燕云，金人却请问津以窥吴越，将何辞以对？”当时，宋朝正处在金朝的强兵攻击之下。
为摆脱困境，杨应诚主张“联丽抗金”或“借道通金”。但高丽却认为宋金正值交战之际，双方形势未明，所以不敢贸然答应宋朝的要求。
其实，在辽丽关系正常化后，高丽也以维持两国和平局面为发展宋丽关系的前提。正如上文所述，早在1058年（宋嘉祐三年，高丽文宗十二年）高丽便有重修友好的意向，但当时大部分朝臣认为高丽结好北朝才是上策，如果高丽向南朝通使一事泄露，极有可能会招致契丹的不满，给高丽带来灾难，最终此事便不了了之。
二、朋党之争对聘问的影响。由于宋丽两国为宗藩关系，所以双方的聘问形式多以高丽朝贡、宋朝回赐为主。但正是宋朝为体现招揽远夷的外交态度，丰厚的回赐使得国家的财政支出糜耗甚巨。
而就黄庆基本身而言，他与洛党来往密切，以司马光、吕公著、程灏等人为贤。纵观他弹劾苏轼的全文，高丽乞赐书籍只是罗织苏轼罪名的其中一项。仅以违背祖宗之法来为苏轼定罪，实在有些穿凿附会。
况且他在条陈中提到：“近日中书舍人陈轩缘馆伴高丽人使请赐书籍事，轼恶轩之不附己也，遂公奏于朝，力加排诋，意欲使轩补外，乃迁陶为中书舍人。夫词掖近臣，乃陛下之侍从，轼犹敢公然排斥不附己之人，而阴欲进其党与，其擅威福之罪大矣。”而吕陶即为蜀（川）党成员，其中党争之意不言而喻。
就连当朝的王明清也评价说：“东坡先生虽窜斥于绍圣、元符，然元祐中黄庆基、赵君锡、贾易之徒已摘取其所行训词中语，以为诋诬。”虽然最后宣仁太皇太后将黄庆基贬官了事，并对苏轼、苏辙两兄弟加以抚慰。但从中可看出此时有关宋丽聘问一事的争论已非完全出自国家利益的考虑，其中掺杂太多的意气之争与政党之争。
三、军事策略对聘问的影响。最初为能够在军事上牵制北朝，宋丽两国才开始进行聘问通使。正如前言，宋仁宗时宋朝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当时多数朝臣以深恐开罪契丹为借口而反对通使高丽，但如富弼、曾巩、李纲等少数人却重新提出“联丽制辽”的外交政策。
其中富弼不仅指明此项政策的必要性，并且还对高丽可能提供的军事援助做出假设。1044年（宋庆历四年，高丽靖宗十年），富弼上《河北守御十二策》，其中言道：
古者有外虞，则以夷狄攻夷狄，中国之利也……来即善遇之，许其岁朝京师，赐予差厚于前，使回其心，优为诏命之辞，以悅其意。他时契丹复欲犯顺，以逞凶志，我遣人使高丽激之……高丽其举兵相应，表里夹击。
富弼之所以力主联合高丽牵制契丹，除基于现实形势的考虑之外，更与他本人的经历分不开。富弼对于宋朝边事非常了解，他曾于1040年（宋康定元年，高丽靖宗六年）、1042年（宋庆历二年，高丽靖宗八年）两次出使契丹，在河朔之间往来十余次。他沿途考察和征询各方的意见，并经过综合分析后写出《上仁宗论河北七事》的奏章。
虽然聘问通使可能有利于加强双方在军事上的互援，但同时也为刺探对方情报提供便利，这就成为张方平（字安道）、苏轼、苏辙、胡舜陟等人反对的理由之一。1076年（宋熙宁九年，高丽文宗三十年），张方平在《请防禁高丽三节人事》中曾提到：
臣切闻髙丽国进奉使人下三节人，颇有契丹潜杂其间，经过州县，任便出入街市买卖，公人百姓祗应交通，殊无检察，所至辄问城邑、山川、程途、地里、官员、户口，至乃图画标题，意要将还本国。自明州至京，水路三千余里，昨淮、浙饥疫，公私凋耗，国之虚实，岂宜使蕃夷细知。
自诸边关，一人入界，谓之细作，捉搦甚严。从中可知，张方平认为高丽使团中混有契丹奸细，辽朝借高丽使节来朝之机窥探宋朝的情报。
另外，1126年（宋靖康元年，高丽仁宗四年）胡舜陟在其上奏的《上钦宗论高丽人使所过州县之扰》中也有指明：彼昔臣事契丹，今必臣事大金。二虏能制其死命，而我无如彼何，故畏虏而不畏我。
所得赐予，闻与虏分。我之山川形势、兵旅众寡、财用虚实，往往窥测以报虏人。胡舜陟认为高丽人充当金朝耳目，除为其探测宋朝虚实以外，还将宋朝赐予的财物秘密瓜分。暂不论张方平与胡舜陟二人的言辞是否属实，但至少说明在当时不少朝臣的观念中，他们觉得作为北朝属国的高丽很有可能会为北朝获取宋朝情报提供帮助。
综上所述，宋丽两国朝臣关于聘问通使的争论主要基于双方与北朝外交关系的考虑。随着辽、金实力的先后壮大，宋朝与高丽都感受到威胁。宋丽两国既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联合加强抵制北朝的力量，但又怕过于频繁的外交接触引起北朝的反感。为此，如何把握双方遣使的适当性便成为朝臣们关注的焦点。
结语
高丽实力较弱且与北朝国土接壤，但在文化上它更加认同南朝。为求得生存，高丽便主张“事大主义”的外交策略，圆滑地游离在南北朝之间。而在南北形成对峙局面后，宋朝的大臣们便对宋丽关系的未来发展走向产生争执。加上国内政治环境使然，这种争论也便成为各政党之间相互攻击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