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耶稣会开教时期、方济各会发展时期之后山西教务全面发展起来，一个个代牧区、监牧区开始分而治之，独立承担教务。民国十一年（1922）3月，大同监牧区首先从山西北境代牧区当中独立出来，原有的方济各会士退回太原，圣母圣心会接掌大同教务。这里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同监牧区独立的原因，这里不仅涉及到地理上的划分，还有修会的更替。
一、越界的会士
在侯长发的《近代大同的天主教》一文中提到：“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为了向西传教并发展，于同治十三年（1874）2月由德玉明（Alfone Devos，1840-1888）率队从西湾子出发途经天镇、阳高，于2月下旬到达大同进行传教。”据此可以说明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已经有圣母圣心会士来到大同传教，但疑问是当时的大同属于方济各会传教区域，为什么会有圣母圣心会士来此传教？[1]当然，如果从地理上来说则完全存在这种可能，因为当时的德玉明时为南壕堑（西营子）本堂，此处距离大同较近并有路线可往。同时还有另外的一个证据，即前文所言道光二十九年（1849），蒙古代牧区助理主教达京（Florent Daguin，1815-1859）与山西代牧区主教杜嘉弼达成协议，由遣使会负责长城以北[2]的中国教徒，由此国籍司铎吴味增爵（Vincent Ou，1821-1870）成为在口外察哈尔西南地区传教的首位遣使会司铎，故此圣母圣心会在接手遣使会的传教区之后派遣圣母圣心会士也来此传教亦是无可厚非。
图8-1 德玉明
二、独立的原因
民国九年（1920），圣母圣心会在比利时总会院举行总会长大会，吕登岸（Joseph Rutten，1874-1950）[3]当选总会长。在觐见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1914-1922年在任）时，他提出圣母圣心会愿意放弃甘肃、新疆传教区，让圣言会、方济各会、嘉布遣会在此传教，同时请求教宗将山西北部13个县划为圣母圣心会传教区并希望以后在晋北建立一所总修院。
民国十年（1921），吕登岸以圣母圣心会总会长身份来到中国巡视本会教务并在中蒙古代牧区主教府西湾子召开会议，参加者有西南蒙古代牧区代牧葛崇德（Louis Van Dyck，1862-1937）、[4]中蒙古代牧区代牧蓝玉田（Everhard Ter Laak，1868-1931）[5]、东蒙古代牧区代牧叶步司（Koenraad Abels，1856-1942）、[6]甘肃北境代牧区代牧费达德（Godfried Frederix，1866-1938）[7]的代表及司铎白玉如、圣母圣心会省会长均列席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建立一所总修院，地址选在山西大同，其原因在于“大同利于交通，又可说为圣母圣心会在华传教区域之中心点故也”。[8]
大同教区上任主教郭印宫（1917-2005）在其手稿中曾经提到了这一原因，也得到了现任教区署理刘红刚的确认。在经过系统的梳理后，笔者找到了另外的证据，直接指明了大同监牧区成立的两个原因：
甘肃和伊犁传教区转移给其他修会，蒙古代牧区又重新规划，为此总会长吕登岸神父坚持，山西省大同市附近到长城边境这个范围的传教区应交由圣母圣心会照管，这个地区的位置很有利，既与蒙古接界，又沿着铁路。和罗马协商的结果，不仅这项要求获准，而且还加上吕神父提出的另一个希望：大同为华北的传教区设立一所地区性的修院。[9]
由此可见，地理位置、建立修院是大同监牧区成立并归属于圣母圣心会管理的直接原因，这一决定并非是圣母圣心会与方济各会协商的结果，而是经过协商之后由罗马教廷所直接批准的。故此，民国十一年（1922）3月，大同从山西北境代牧区当中划出，设立大同监牧区，包括大同、阳高、天镇、浑源、广灵、灵丘六县交由圣母圣心会管理，此后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撤回太原，圣母圣心会从蒙疆各地调至大同。由此可知，当时大同监牧区的成立虽是脱胎于山西北境代牧区，但其之后则由来自内蒙地区的圣母圣心会士进行管理，此后其教务命令不再出自太原，而是来自圣母圣心会在华根据地西湾子。
在《在华圣母圣心会士名录》一书也提到了这一历史事件：
1922年将内蒙教区重新作划分，即热河、西湾子、绥远、宁夏、大同代牧区；甘肃及新疆则由圣言会士接管。[10]
三、教务统计数据
新成立的大同监牧区将主教府及主教座堂设于大同，荷兰圣母圣心会士高东升（Joseph Hoogers，1923- 1931）为首任监牧。继而将榆林教堂划归大同，其时教友人数仅1600名，散居于30多个自然村。笔者手头现有一份数据，可以显示大同独立之后的教务概况。
表8-1 大同监牧区1923-1931年教务统计数据[11]
根据教区现有资料，显示大同监牧区成立之前有铎区三个，总堂分别为大同都司街、阳高莫家堡、广灵西加斗，教友人数1760人。在圣母圣心会接掌大同教务时大同总堂本堂穆继文（Pierre Moretti）（1920年自平遥调任），莫家堡总堂本堂彭毓林（1920年自西加斗调任），西加斗总堂本堂马石臣（1922年初调任延安）。[12]但可以明显看到教区数据与表格数字差距颇大，这完全有可能是由于不同的统计标准而造成的。根据教区资料，后者更为准确。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从民国十一年（1922）到解放之初这段时期是其成立、发展及兴盛时期。
十年（1921）11月，马石臣转往陕西延安，高步清由浑源转往左云。
十一年（1922）7月，穆继文由大同前往八台，彭毓玲于8月由莫家堡转往忻州。
据统计，民国十六年（1927）大同监牧区有居民80多万、教友2729人、望教者2620人、外籍会士12人。以下一张表格，是民国二十年（1931）大同天主教徒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的统计数据。
表8-2 1931年大同天主教徒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13]
此外，大同教区上任主教郭印宫在自己的手稿中也留下了对于各个堂区教友数字的记录，关于大同监牧区时期的数据，详见下表：
表8-3 1922-1932年大同监牧区堂区教友人数表
四、刚恒毅的巡查
民国十四年（1925），宗座首任驻华代表刚恒毅（Celso Benigno Luigi Costantini，1876-1958）来到大同视察教务，大同监牧区为此而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大同，刚恒毅关注了两个事件，这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所体现，其一是庚子年的殉道事件，回忆录中记载：
图8-2 刚恒毅
我来大同前，先看了该地殉道事迹。书上记载，拳匪烧了大同的教堂，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二日，许多教友，包括妇女和儿童，因不肯背叛宗教都被刀杀或火烧，官府怕尸体腐臭而埋入一大土坑里。三年后挖出，装在一百口棺材内，游行大同市区后再葬到公墓里。
我来到殉道的土坑现场，有置身罗马地窟的感觉。教会时常把修女或会祖列为真福品，当然是件好事，但千万不可忘记中国初期教会的广大群众为主殉道的伟大事迹。[14]
其二是大同总修院的情况，在回忆录中记载：
大同总修院的课程与欧洲相同，师资皆出身罗马或鲁汶大学，又充满传教热诚。修士来自附近各教区，生活融洽，像是一个大家庭，是座模范修院。[15]
五、饥荒与郭印宫
自民国建立（1912），粮食始终是困扰政府和整个社会的严重问题。十八年（1929）是国民政府“承大一统之局，开始训政之第一年”，[16]中央农矿部曾经召集农政会议来专门讨论该问题的解决方案[17]却未收其效。截至是年，“西北几省连年灾荒，本不待言”，[18]同时全国各地均处于粮食恐慌中。[19]那一年的旱灾遍布全国二十一省中的十八省，另有水灾、蝗灾、霜灾遍布各地，据国民政府灾赈委员会通告，全国灾区达1093县，计有灾民5062万，[20]而据华洋义赈会同年3月统计，仅晋、冀、察、绥、鲁、豫、陕、甘八省就有灾民5735万，[21]故此保守而言当时全国灾民人数至少应有6000万以上。[22]
在当时，灾民“或全无食物，或所食者非人类易食之物”，[23]一旦食入便即染疫而亡，以至于“自民国十七年秋季以来，恒以人肉充饥，初仅割食无名死尸，后虽家人父子之肉亦能下咽”，甚至于“隐僻地方，往往捕食生人”，[24]故此卖儿鬻女、流亡异地者所在多有，灾民已落到要么饿死、要么被人烹食的地步。[25]
在此背景下，大同教会大开方便之门，向百姓发放救济以度灾年。就在这一年，许堡一个世代贫穷的农民家庭因当家人重病缠身而造成一家九口生活难以为继，为了活下去，这个郭姓人家接受了教会的救济且在西册田领洗入教，并让其中一子接受了教会的免费培养而被送入了育英小学就读，毕业后入西湾子小修院六年、绥远哲学院三年、大同神学院九年，民国三十五年（1946）毕业，同年8月4日晋铎，此人就是解放后大同教区的正权主教郭印宫。事情就这样成了，这一戏剧化的教区往事不仅造就了改革开放之后大同教区的中流砥柱，也成就了百废待兴时期大同教区的全面复兴。用中国人的话说，这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因为在天主看来，一切都好！
六、民国十八年的洪水
那一年的救济造就了郭印宫及其家庭接受了教会的信仰，那一年的洪水也见证了传教士为了挽救灾民而做出的努力。
那一年，浑源县城南的大坝被暴涨的河水冲垮，城外的民房尽皆冲毁，大水已经开始涌入城内，是时传教士大呼关门并身先下水，百姓们随之而动，一起努力关闭了城门。之后传教士又赶到其他两座城门，以同样的方式阻挡了水势的蔓延。在此次水灾中浑源县城有27人伤亡但更大的灾祸则得以避免，此后传教士收容无处安身的难民到教堂赞助并在当晚就开始供给饮食。[26]
[1]刘红刚主编：《天主教大同教区史略》，大同：天主教大同教区，2006年，第5页。
[2]此长城以北应为内长城以北，故此才有遣使会士前来传教以及圣母圣心会士在接掌大同教务之前来此传教。
[3] Dirk Van Overmeire编：《在华圣母圣心会士名录（1865-1955）》，台北：见证月刊杂志社，2008年，第429页。
[4] Dirk Van Overmeire编：《在华圣母圣心会士名录（1865-1955）》，台北：见证月刊杂志社，2008年，第547页。
[5]国内资料称之为兰克复。Dirk Van Overmeire编：《在华圣母圣心会士名录（1865-1955）》，台北：见证月刊杂志社，2008年，第487页。
[6] Dirk Van Overmeire编：《在华圣母圣心会士名录（1865-1955）》，台北：见证月刊杂志社，2008年，第7页。
[7] Dirk Van Overmeire编：《在华圣母圣心会士名录（1865-1955）》，台北：见证月刊杂志社，2008年，第212页。
[8]刘志庆：《天主教大修院在中国的开办与神学教育中国化的初步尝试》，载于《第六届天主教中国化神学论坛论文集（初稿）》，2019年，第18页。
[9]古伟瀛主编：《塞外传教史》，台北：光启文化事业，2002年，第306页。
[10]Dirk Van Overmeire编：《在华圣母圣心会士名录（1865-1955）》，台北：见证月刊杂志社，2008年，第3页。
[11]刘安荣著：《中国化视野下的山西天主教史研究（1620-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34页。
[12]《山西天主教史》卷三，内部资料，第9页、第12页。
[13]刘安荣著：《中国化视野下的山西天主教史研究（1620-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37-138页。
[14]刘嘉详编著：《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台北：主徒会，1992年，第128-129页。
[15]刘嘉详编著：《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台北：主徒会，1992年，第128页。
[16]《一年来之天灾人祸外患内忧》，载于《大公报》，天津：《大公报》报社，1929年10月10日刊，第三版。
[17]《解决民食问题》，载于《大公报》，天津：《大公报》报社，1929年12月15日刊，第四版。
[18]《怎样解决民食问题》，载于《大公报》，天津：《大公报》报社，1929年11月28日刊，第四版。
[19]许永峰：《1912年至1929年民国民食问题——以<大公报>为视角的考察》，载于《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大同：大同大学，第21卷第3期，2007年12月，第23页。
[20]《全国五千万灾民待赈》，载于《大公报》，天津：《大公报》报社，1929年4月25日刊，第四版。
[21]《灾荒统计》，载于《大公报》，天津：《大公报》报社，1929年3月27日刊，第四版。
[22]《社评：粮食问题之严重》，载于《大公报》，天津：《大公报》报社，1929年6月19日刊，第一版。
[23]《绥实概述》，载于《大公报》，天津：《大公报》报社，1929年11月7日刊，第七版。
[24]（宋）王若钦等编修：《册府元龟•将帅部•勇敢三》（卷396），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25]许永峰：《1912年至1929年民国民食问题——以<大公报>为视角的考察》，载于《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大同：大同大学，第21卷第3期，2007年12月，第23页。
[26][比]王守礼著：《边疆公教社会事业》，傅明渊译，北京：上智编译馆，1947年，第78-79页，转载自刘青瑜著：《塞外苦耕——近代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社会活动及其影响（1865-1950）》，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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