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南美洲风云往事——1948年的委内瑞拉军人政变（一） 委内瑞拉军人1945年10月发动政变后，内部分为两派:一派是文人主义派，一派是军人主义派。文人主义派支持政变成功后成立的革命执政委员会和通过全国大选产生的罗慕洛·加列戈斯总统(他本人为文人派)及其民主行动党政府；而军人主义派则抱着瞻瞧看的态度。文人派执政后，由于一系列政策上的失误引起军人派的不满。 1948 年11月24日，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文官政府，建立了由原国防部长卡洛斯·德尔加多·查尔沃德、原总参谋长马尔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和原副总参谋长路易斯·费利佩·列维拉·派斯组成的“军人执政委员会”，开始了委内瑞拉历史上长达10年的“军人主义”统治时期。 自1945年10月18日政变起，委内瑞拉军人内部开始分成两派:一派以马里奥·里卡尔多·巴尔加斯为代表，被称为“文人主义派”，他们支持政变成功后成立的革命执政委员会和通过全国大选产生的罗慕洛·加列戈斯总统及其民主行动党政府。 另一派以马尔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为首，被称为“军人主义派”。他们推崇阿根廷的多明戈·庇隆和秘鲁的曼努埃尔·奥特里亚，信奉军人民族主义。希门尼斯又是奥特里亚的学生和朋友。对这一派军人来说，政府推行的民主进程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获得垄断权力的行动自由。虽然他们也参与发起10月18日政变，但他们对政变成功后成立的革命执政委员会持等待观望的态度。 因此，从1946年起，他们就开始批评罗慕洛·加列戈斯政府，反对民主行动党的“宗派主义”， 并一直搞密谋活动。到1948年下半年，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军人主义派”的变化。 促成这种变化的因素有三:一是民主行动党政府对军人政策的失误。民主行动党政府积极推行民主政治，不让军人参政，要求军人回到军营，但他们忽视了军队里树立民主意识的重要性，任其“军人主义”思想泛滥；民主行动党政府改进了军队的技术装备，改善了军人的待遇，却忽视了同军人的关系。随着民主行动党在全国的指地位的加强，军人在执政委员会中的影响日益缩小，这对自视为“政权决定性因素”的军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二是民主行动党政府推行的激进主义改革引起了国内外保守势力的恐慌。民主行动党政府推行的对外国石油租让地征收更多税收的政策，实行土地改革的政策以及反对教会的措施同国内外保守势力的愿望背道而驰。正如委内瑞拉历史学家何塞·拉蒙·阿文达尼奥·卢戈所指出的，“传统资本和少数经济财团不同意加列戈斯政府的民众主义措施”， “社会的上层集团不愿意接受在开发石油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中产阶级”，“他们不愿意下层贱民参与民主政治，惊恐地注视着土改法通过和执行、强大的工人联合会的立、农民对政治斗争的参与”。于是，作为对策，“他们向其军队里的代表施加压力，刺激军人的权力欲，以维护其特权”。 三是执政党对反对党政策上的失误。由于民主行动党对反对党执行一种“咄咄逼人的政策”，基督教社会党和共和民主联盟等在野党反对民主行动党的“宗派主义”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导致了政治局势的动荡。一方面，各在野党不愿宽容执政党的挑战行为；另一方面，执政党也不要求休战。因此，双方在任何事情上都要展开政治辩论，甚至发生暴力冲突。 尤其严重的是双方在各自控制的市政区建立自己的警察团体，并互相攻击。为了解决市政区警察团体问题，政府向全国议会提出了《警察服务临时组织法草案》，其中规定，“建立全国的警察”，“总统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也是警察的最高首领”。这一草案不仅激起了反对派的抗议，被指责为“消灭异己之举”，而且遭到了军队的反对。军队视全国警察为民主行动党掌握的反对军队的武装团体。虽然这一草案并没有在议会获得通过，但在军队里已产生了对由政党控制的“民兵”的疑惧，造成了文人不能治理国家的印象，这就为军人的夺权提供了借口。 基于以上因素，军人主义派在军队里占了上风。民主行动党的“宗派主义”及其在政治辩论中采取的“挑战性态度”，促使军人团结在总参谋长希门尼斯周围。军队的不满情绪随着民主行动党政府要求其忠诚又不考虑其政治愿望而加强。 #历史启迪分享# #分享历史的启示# #历史魅力分享# #世界动荡何因# #分享历史的启迪# #历史事件 分享# #历史逸事分享# #分享历史的智慧# #战争历史那些事# #分享世界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