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的某天，邓颖超到厨房“监工”要求好好给总理做饭，没想到管生活的同志却急哭了，他求着邓大姐说：“大姐，您就不能灵活一点吗？”邓大姐坚决不同意，要求必须按自己的标准来。 1919年，“五四”运动正值高潮，留日归来的周恩来与时任“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长的邓颖超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礼堂里初见。 作为出了名的民国美男子，邓颖超上台演讲时，第一眼就看见了周恩来，而与此同时，台下的周恩来也注意到了落落大方又不失气势的邓颖超。 互相吸引的两颗心逐渐走到了一起，他们成为了革命伙伴，也是终身伴侣。 他们对对方无条件的信任，既同甘又共苦，是真正在灵魂上契合的伴侣。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陪周恩来外出工作时，因为没有职位，她的所有相关费用都要用自己的工资来支付。 尽管次次都如此，但邓颖超从未说过什么。 有人提议给邓颖超安排一个部长的职务，却被周恩来严词拒绝。 他说：“只要我当一天政府总理，邓颖超就不可能在政府里任职。” 话语间，他语气严肃认真，显然是真心话。 周恩来不仅不让邓颖超在政府任职，连建国十周年的国庆时，邓颖超被分配到了上天安门的名额，都被周恩来给拦了下来。 在外人看来，邓颖超身为总理的夫人，却受了很多委屈。 可对于邓颖超来说，这些所谓的委屈，能让周恩来在国家总理的位置上坦坦荡荡地为人民服务，那就足够了。 除了在工作中严谨且不徇私，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生活中也十分勤俭朴素。 1973年9月11日，法国总统蓬皮访华，来到杭州时，周总理陪伴在侧。 工作结束后，周总理主动提出要请工作人员吃饭。 饭后，省里的同志要为他报销，周总理立刻拒绝了，要知道，他在外吃饭向来只花自己的工资，是个妥妥的“月光族”。 在周总理强硬的态度下，他成功付了饭钱，临走前，他甚至还觉得自己付少了，又多留下了10块钱。 周总理花钱“大手大脚”，邓大姐的工资却是“精打细算”。 一次，周总理请陈毅元帅吃北京烤鸭，手里的工资花完了，只好由邓大姐“请客”。 这样的场景发生不止一次，两人从未因此发生争吵，只因为他们是懂对方的人。 1954年，江西省省委书记方志纯来北京开会，作为曾经的战友，周总理决定请他吃饭。 方志纯不仅是革命烈士方志敏的堂弟，还在南昌起义时与周总理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大家都以为，向来吃得朴素的周总理会给方志纯准备一顿大餐，结果等菜上齐时，摆在众人面前的却是一桌子的馒头窝窝头还有大白菜。 哪怕是生日当天，周总理也坚决拒绝其他同志准备的吃食，只吃一碗清汤挂面就算是过了生日了。 有时候，看不过去的同志尝试悄悄在周总理的餐食里加一点香肠的碎末，可周总理每回都能吃出来。 又是生气又是无奈的周总理只好把邓大姐叫来，让她不要再让同志们这么做了。 从那以后，邓大姐每天都要来厨房“例行巡查”，防止他们违反周总理的“命令”。 厨房里的同志急的掉了眼泪，哭求邓大姐灵活一点，让他们给总理稍微改善一下生活也行啊。 得到周总理的指示的邓大姐只能摇了摇头，表示一切都要听周总理的。 每次在食堂吃饭时，周总理总会把碗里的最后一粒米都吃干净，而且从来不多吃一口饭。 周总理知道其他人吃粗细粮一个月的定量是25斤，他把自己的定量也划为25斤。 1959年底，有人趁着周总理和邓大姐出差，给他们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进行了一番简单的装修，结果却触怒了周总理。 他将新增的家具全部撤换，宁愿把整修后温暖干燥的房子变回以前潮湿阴冷的样子，也坚决不接受新的房子。 对于周总理的“要求”，邓大姐总是无条件接受，哪怕是要降她的工资、压低她的职位。 邓大姐说：“做了名人之妻，有时也要有点委屈嘛。” 携手走过多年革命岁月，邓颖超的心里其实并不委屈，正如她写给周恩来的信里所说的：“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