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民主党本可以获胜，但掩盖了一个致命的事实/纽约时报作者：德拉·沃尔佩他

观点：民主党本可以获胜，但掩盖了一个致命的事实 / 纽约时报

作者：德拉·沃尔佩

他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民意调查中心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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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太高，选民参与度太低，拜登总统竞选的时间拖得太长，他在夏季民调中的落后幅度过大，根本无力回天....

卡马拉·哈里斯竞选失败的理由有很多，但这些理由都掩盖了一个更深刻、更致命的现实：民主党领导层没有倾听年轻选民的心声，也没有赢得他们的信任，而这些年轻选民本可以在密歇根州和其他摇摆州帮助她获胜。

作为一名关注年轻人希望与困扰的民意调查员，我认为输给唐纳德·特朗普——不仅一次，而是两次——是一种深刻的失败。哈里斯竞选团队只需要在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的选民中改变大约一个百分点的选票，就能锁定胜局，可她却在安阿伯等大学城以及其他蓝州选区遇到了困难。想想看：每一百个选民中只要有一个人投了不同的票，就能阻止美国将要出现的大规模移民驱逐、富人减税、撤销LGBTQ保护和逆转气候政策。

这场选举原本是完全可以赢的。

哈里斯的竞选启动、党代会演讲和辩论表现激发了许多年轻美国人的热情，展现了一个进步的领导愿景，与他们的价值观高度契合。然而，关键的几周过后，她的竞选却未能在Z世代选民中取得突破，他们认为哈里斯不过是延续他们感到失望的“老一套总统”。我们中有些人看到了她秋季民调中的下滑趋势，曾警告过即将发生的局面，但却被当成“杞人忧天”。可有谁能清楚地说出她的政策和愿景，能为年轻人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推动他们对公正社会、和平世界和健康地球的追求吗？单单“不做特朗普”是远远不够的。

多方数据早就警告过，过度依赖堕胎话题作为最后的冲刺策略并不明智，这既不是灵丹妙药，也不可能一举解决问题。但这些警告被忽视了，结果让许多年轻人——无论男女——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压制和误解。哈里斯的竞选团队选择了公开支持堕胎权，希望借此与拜登的温和路线区分开来，并激励女性选民，特别是年轻女性选民。但许多美国选民心里明白，她不太可能恢复《罗诉韦德案》判决，而他们投票的理由更多是基于当下更紧迫的议题和目标。

这次失败格外引人注目，尤其是考虑到拜登-哈里斯政府的前两年，其实取得了不少专注于年轻群体的成就——学生债务减免、前所未有的气候投资，还有切实有效的枪支安全法案。然而，许多年轻人却很难在当时感受到这些胜利的实质影响，而拜登也缺乏在今天这个信息碎片化的媒体环境中，借助演讲和说服力有效传播这些成就的能力。试想一下，如果拜登或者哈里斯能像哈桑·皮克尔那样，去YouTube或者参加乔·罗根的播客，甚至在其他Z世代喜欢的平台上，直接向年轻美国人讲解这些成果，会不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然而，很多年轻选民并没有看到自己2020年投票给拜登的直接回报，这不仅让他们对民主党的信任动摇，甚至加深了他们对政府和政治的厌倦。这种失望情绪让一些人更容易接受特朗普的论调——认为现任政府无所作为，只有特朗普能果断回应他们的焦虑。而另一些人则更倾向于支持吉尔·斯坦的竞选，或者干脆在选票上写下自己信任的人名，而不是投给一个他们并不认可的候选人。

年轻选民信任的流失，最终成了一个致命的打击。拜登在2020年赢得的选民联盟，创下了历史新高的年轻选民投票率，其中60%的年轻选民站在了特朗普对立面。可这次，前总统不仅成功地削弱了年轻选民的支持，甚至在一些关键摇摆州把这一优势削减了一半。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根据CNN的出口民调，拜登在七个摇摆州的年轻选民支持率曾以24个百分点领先，但在哈里斯的带领下，这一优势跌至仅13个百分点，甚至没能维持2020年男女年轻选民的支持度。

过去六次总统选举的经验非常简单：当民主党能够获得60%的年轻选票时，像拜登在2020年、奥巴马在2008年和2012年那样，他们就能稳稳地赢得白宫。而这次，根据出口民调，民主党仅获得54%的年轻选民支持，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反而眼睁睁看着这一优势像一片荒草地一样消退。在密歇根州，哈里斯与特朗普几乎平分秋色，年轻选民的支持率为49%。像安阿伯这样的大学城，投票从蓝色转向红色的变化，令人震惊：在密歇根大学的部分选区，特朗普的支持率在四年间提高了20个百分点。民主党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的表现稍微好一些，哈里斯赢得了53%的30岁以下选民支持。

我越来越担心地看到，民主党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把原本应该倾听选民、了解选民的艺术，转而变成了一种几乎近乎宗教般依赖数据分析的做法。通过将选民档案、消费者数据库、简短的问卷调查、社交媒体数据，以及街头访问和活动的反馈结合起来，党内形成了详细的选民画像和潜在选民模型。虽然这种方式确实能帮助决定在哪里和如何分配竞选资金和资源，但它往往导致选民感到这些信息传递显得不真实，过于精细的定制反而让人觉得缺乏真诚的连接和深度。

任何参与未决定选民焦点小组的人，都能明显看到其中的趋势。从春天到秋天，警告声一以贯之，清晰且一致。经济焦虑始终未曾消退——特朗普的时代给人一种财务上更有保障的感觉，而哈里斯的未来却显得不那么确定。当年轻女性在竞选最后几周做出选择时，许多人最终还是选择了把钱包置于堕胎权之上。

数据分析固然有其重要作用，但这种盲目相信随机控制实验和模型的做法，不仅仅制造了科学精准的假象，它更像是筑起了一座“算法堡垒”，让民主党与它本应代表的选民之间产生了距离。讽刺的是，这个党派尽管拥有大量的选民数据，却完全缺乏真正的选民理解和情感连接。

我觉得其中最大的误判之一就是关于堕胎的问题。来自多个渠道的数据明确提醒，经济问题同样需要关注。许多选民关心生育健康，知道其中的风险，但最终仍选择了特朗普。以俄亥俄州为例：去年，在一个低投票率的选举中，一项确保堕胎权的提案获得了57%的支持。仅仅一年后，特朗普以55%的选票赢得了该州，而现在俄亥俄州的新任参议员——伯尼·莫雷诺，公开表示支持几乎没有例外的堕胎禁令。

分析应该像医院里的放射科一样，支持竞选工作——既关键，又是辅助性的。X光和实验室的检查结果确实不可或缺，但没人会让放射科医生独立管理整个医院，毕竟医院需要那些能与病人互动、理解他们担忧、从全局出发提供治疗的医生。然而，民主党几乎做了这样的事——让数据科学家用数字代替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把数据指标误当成了真正的意义，忘记了政治的核心真理：政治关心的始终是人，而不是百分比。

与此同时，竞选在吸引年轻选民方面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战术失误。当年轻的美国人对加沙局势和那里的危机表达了深刻的道德关切时，他们得到的只是经过精心打磨的声明，而非与他们痛苦的情感进行真诚的对话。我认为这个问题是2024年战场州选民的热情和投票率低于2020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年轻人要求明确说明特朗普与哈里斯女士在气候变化、经济不平等和医疗保障方面的区别时，他们收到的只是一个网址链接，里面堆满了渐进的政策提案。面对他们对经济未来的焦虑，竞选团队给出的回答是税收抵免和就业增长的统计数据，而不是对他们实际生活境遇的深入理解。这不仅仅是数据驱动的信息失误，更多的是对年轻人最为关切的问题缺乏真正的沟通。

在年轻选民中，简单的现身已是政治斗争的一半——无论是参与更多播客，还是与底特律的家庭共享一杯咖啡。这些不仅仅是竞选活动的停留点，它们传递的更是一种尊重，一种愿意走出舒适区、与他们建立联系的信号。亲眼看到哈里斯女士与年轻人互动的真诚瞬间，我毫不怀疑她本来完全可以做得更好。竞选团队错过了太多这样宝贵的机会。通过调整她的讯息，而没有真正进入年轻人生活的空间，哈里斯女士未能成为年轻美国人迫切需要的民主党变革者。

未来的选举格局看起来相当艰难。2026年和2028年的参议院选区地图看起来很可能对共和党有利，民主党则要在乔治亚、密歇根、内华达、宾夕法尼亚和亚利桑那这些关键州保住那些岌岌可危的席位。而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州，可争夺的席位寥寥无几。眼下的局面，已经远远超出了选举本身的范畴，实际上关系到美国民主的根基。尽管哈里斯女士在她那107天的艰苦竞选中拼尽全力，但民主党系统性地脱离了选民最迫切的道德和经济需求，最终也因此失去了选举。

每年都会有一批新选民加入，他们充满了政治热情，渴望改变，也越来越不信任传统的政治运作。前方的路充满挑战，但其实也很明确：民主党必须彻底反思。他们需要从头开始，重新连接选民，关注那些真正影响到民众生活的核心问题。过去那种找借口、依赖“黑箱”操作的时代已经过去。民主党如果不拥抱一种变革性的、真正以人为本的方式，可能不仅会失去自己的政党，还可能失去美国民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