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了，不需要那么多钱。”2020年，一生抠门的大学教授王泽霖，却大手一挥捐出了8208万元，女儿知道后却只说了一句话。
2020年夏天，河南农业大学校园里炸开了锅。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遍每个角落：78岁的王泽霖教授将毕生积蓄8208万元全部捐给了学校，用于建设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
"这么多钱，王教授是怎么攒下的？" "他平时那么节俭，怎么舍得一下子全捐了？" "8000多万啊，这得攒多少年？"
学校代表劝他："王教授，您留点钱养老吧。"王泽霖只是笑呵呵地摇头："哎呀，我这把老骨头哪还用得着那么多钱啊。只要能让咱们的科研事业继续发展，我就知足了。"
这一幕，让我们不禁想起40年前的王泽霖。那时的他，正处于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正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养殖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然而，一个严峻的问题随之而来——禽流感等疫病开始大规模爆发。
据农业部统计，1980-1985年间，全国近2亿只家禽因疫病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元。由于国内无法生产疫苗，只能高价从国外进口，这给刚刚起步的养殖业带来了沉重打击。
一天，王泽霖来到附近的一个养鸡场。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成堆的鸡尸体堆积如山，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腐臭味。农户们焦急地围在他身边，希望能得到帮助。
"王教授，您可得救救我们啊！这些鸡要是再这么死下去，我们就要倾家荡产了！"一位农户急得快哭出来了。
看着农民们焦急的面庞，王泽霖紧握双拳，暗下决心："不能让疫病继续肆虐下去了!"
那时的王泽霖在河南农业大学担任教授。白天，他仍然坚持认真教学；但每到夜幕降临，他就骑着一辆破旧的电动车，带着简陋的医药箱，穿梭在田间地头为农户的家禽诊治。
他还创新性地提出了"产学研协同"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将科研成果直接卖给企业，用企业的钱来支持科研。这样既不用找国家要钱，又能让科研成果迅速投入生产，可谓一举两得。
就这样，十年下来，王泽霖积累了400多万元。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一笔巨款。然而，他并没有改善生活或存入银行，而是毫不犹豫地将全部资金捐给学校，用于建设禽病研究所的实验楼。
有了实验室的支持，王泽霖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地攻关。他们经常工作到深夜，实验室的灯光总是最后一个熄灭。经过无数次失败与尝试，他们终于在90年代中期研制出了多种国产禽流感疫苗，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为养殖户节省了大量成本。
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的数据显示，自国产疫苗推广使用后，我国家禽疫病死亡率从80年代的15%左右下降到了5%以下，每年为养殖业节省成本超过100亿元。
1998年，王泽霖在国际顶级期刊《Science》上发表论文，首次提出H9N2亚型禽流感病毒可能感染人类的观点。这一发现为后来的禽流感防控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2003年"非典"肆虐时，王老依然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带领团队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对禽流感病毒进行全面研究，为疫情防控贡献了重要力量。
那段时间，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在实验室里睡上几个小时就继续工作。
就在人们以为王泽霖会安享晚年时，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了。他又一次站了出来。他不仅捐出了全部积蓄2000元，还积极奔走募捐，短短一个月就筹集了20多万元善款。所有善款都用于灾区重建，他分文未取。
王泽霖的生活极其简朴。他的衣橱里只有几件普通衣服，有些已经穿了十几年。办公室的书桌上经常摆着学生从食堂带来的馒头，这是他最常见的午餐。
出行仍是骑着那辆陪伴了20多年的破旧电瓶车，车子的座椅已经破旧不堪，但他总是说："还能用，不用换。"
"科研工作者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得失，捐款不过是举手之劳。"每当有人问起他为何如此节俭时，王老总是这样回答。
他的女儿王芳曾动情地说："父亲用实际行动教会我如何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是我永远的榜样。"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王泽霖用毕生积蓄回报社会的事迹令人动容。
王泽霖并非个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开始效仿他的做法，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并将所得回馈社会。
例如，201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作物遗传育种专家戴景瑞将自己的1.2亿元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全部捐赠给中国农业大学，用于支持农业科技创新。
又如，202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药学专家屠呦呦将获得的500万元国际科技成就奖奖金全部捐赠给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用于支持中医药研究。
这些科学家的无私奉献精神，正在激励着更多的人投身科研事业，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希望年轻人们能够树立远大理想，脚踏实地，为祖国的科技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记住，个人的价值实现和国家的需要是统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