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9岁北京知青摔断手臂，为了不截肢，到城里买药保守治疗。药价4.99元，可是他兜里只有4.89元，他恳求女营业员：“大姐，没这药，我的手就保不住了！”不料，女营业员冷冷地说：“难道要我贴一角钱？” 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工程，其实施时间贯穿1950年代至特殊时期结束。这一运动旨在通过将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或边疆地区，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同时促进农业生产和边疆开发。上山下乡运动主要有两种模式：农场模式和插队模式。尽管两者在目标上相似，但在实施方式和社会影响上却存在显著差异。 农场模式包括兵团和干校，是通过集体所有制方式将知识青年安排在大型农场或军事农业基地工作。这种模式通常需要严格的政审和体检手续，且名额有限。农场内，青年们不仅参与农业生产，还接受政治和思想教育，旨在培养他们的劳动观念和革命精神。农场模式下，青年们相对拥有较为稳定的后勤支持，包括食宿和医疗保障，使他们能够较为顺利地融入农场生活。然而，这种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青年们在农场中的工作重复单调，难以充分发挥其知识和技能。 与农场模式不同，插队模式则更加灵活和普遍，尤其是在1968年之前，农场模式占据主导地位。插队，即将知识青年安置在农村生产队，与普通农民一样劳动，赚取工分、分红和口粮。这种模式无需政审和体检，名额也没有严格限制（除非是前往边疆地区），因而广泛应用于全国各地。插队模式的突出特点在于其“待业”性质，知识青年在农村生产队中的地位类似于“待业”青年，主要任务是劳动生产，而非接受系统的再教育或政治培训。 1968年以前，上山下乡主要以农场模式为主。然而，插队模式逐渐成为上山下乡的主要形式。这一变化不仅是政策调整的结果，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剧变。特殊时期期间，大量中学生因学校停办被迫留在农村，成为所谓的“老三届”学生。这些学生在冬季开始被组织插队，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插队模式的广泛实施，涉及到成千上万的家庭，动员力度之大，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插队一词因此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成为描述这一现象的主要术语。 插队模式由于缺乏完善的后勤支持，导致许多知识青年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许多青年尚未成年，且在农村没有亲属的帮助，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他们需要像农民一样劳动，却缺乏必要的农业知识和技能，许多人在适应过程中遭遇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身体困难。农村的孤独和艰辛，使得许多青年陷入了绝望和困惑，甚至出现了社会问题，如偷窃和暴力事件的增多。这种情况下，知识青年不仅要面对劳动的艰辛，还要承受精神上的巨大压力，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插队模式的“待业”性质，使得许多青年在农村难以找到自我实现的途径。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导致个人价值感的丧失和心理上的挫败感。相较于农场模式下的相对稳定，插队模式下的生活更加不确定和艰难。大量青年被迫离开城市，进入一个陌生且资源匮乏的环境，这种急剧的生活方式转变，使得他们难以适应并发挥自身的潜力。 1970年的春天，17岁的陈启生告别父母，踏上了开往边疆农村的绿皮火车。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陈启生来到了山东禹城县。他被分配到偏远的王家沟大队插队落户。到了村里，村支书安排他住进了一户人家。主人是一对勤劳朴实的中年夫妇，有个16岁的女儿叫王麦芬，天生丽质，性格活泼。农闲时，他常跟王麦芬到田间地头聊天。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渐渐产生了好感。 有一天，陈启生和王麦芬像往常一样去山上挑水。突然，陈启生脚下一滑，整个人摔进了路边的水沟。王麦芬吓坏了，连忙把他扶起来。可是陈启生的胳膊已经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弯曲，疼得他脸色煞白。 陈启生不敢耽搁，很快找到了卖药的店铺。可当他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钞票时，却傻眼了。原来，那药膏的价格是4.99元，可他身上只有4.89元。就差这一角钱，居然可能断送他的前程。 陈启生站在药店柜台前，焦急地向女营业员解释自己的处境。他说自己是北京知青，在农村摔断了胳膊，这药事关手臂保不保得住。可女营业员听后只是冷冷地说，不够钱就是不够，她不能破例。陈启生急得满头大汗，再三恳求也无济于事。就在他绝望之际，一个女孩走了过来。她听明白了陈启生的遭遇，二话不说从钱包里拿出一角钱，交给了女营业员。 陈启生连连道谢，怀着感恩的心情回到了县城，按时服药涂膏。奇迹出现了，仅仅半个月，断骨便愈合如初。要不是那道疤痕，根本看不出受过伤。麦芬和她的父母都喜极而泣，觉得这是老天的眷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