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1961年说，当年红军长征途中他曾经问过毛泽东，我们到底要去哪儿。毛泽东回答：“我考虑还是要往北。”刘伯承将军在说这句话时字里行间都是对于毛泽东主席的敬佩。 1930年，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这一年，毛泽东以其深邃的思想和卓越的战略眼光，奠定了中国革命的基础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优化革命路线，为后来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1月，毛泽东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系统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这篇文章不仅深刻剖析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还精准地指出了农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同年5月，毛泽东前往江西寻乌进行实地调查，并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批判了当时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教条方法。他指出，革命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不能机械地照搬苏联的经验。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反映了毛泽东对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视，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灵活应对提供了指导原则。 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主导地位。李立三的冒险主义主张忽视实际情况，盲目追求快速革命高潮，导致了战略上的严重失误。毛泽东和朱德等人意识到，必须纠正这一错误，确保革命路线的正确性和可持续性。 同月，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召开了联席会议，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由红四军第三纵队和赣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书记。这一系列的整编和指挥调整，体现了毛泽东和朱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高度协作和战略协调，确保了红军在复杂战场环境中的灵活应对能力。 毛泽东与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失。他们不断调整进军方向，依据战场形势灵活部署，拒绝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这种务实的态度，使得红军在与国民党军队的较量中，能够有效规避重大损失，保持了革命力量的活力与战斗力。 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由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旨在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会上，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则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一决议不仅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标志着中共中央对革命路线的再确认和对错误倾向的坚决纠正。 通过这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和战略调整，毛泽东不仅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理论指导下，红军逐步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建立根据地，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格局。而《反对本本主义》的理论则确保了革命路线的灵活性和实效性，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稳步前行。 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中，毛泽东和朱德通过灵活机动的兵力使用和战略调整，避免了大规模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们深知，革命不仅需要理论的指导，更需要对实际情况的深刻理解和灵活应对。因此，红军在战场上的每一次转移和调整，都是基于对实际情况的全面分析和对未来形势的精准预判。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中央革命根据地再次沦陷，中央红军被迫踏上长征征程。湘江血战，是长征路上最惨烈的一幕。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红军浴血奋战，伤亡惨重，士气大受打击。经此一战，红军虽然突围成功，但代价却异常沉重。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对中国革命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开始掌握中央红军的指挥权。 一次，刘伯承问毛泽东:＂我们究竟要去向何方？＂毛泽东语气坚定地回答:＂我考虑还是要往北。＂刘伯承知道，这个决定意味着红军将踏上一条荆棘遍布的道路，但他对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深信不疑。 北上途中，红军实施了四渡赤水的战略转移。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巧妙地利用地形，右左右左，四渡赤水，成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刘伯承此时已经成长为一名善于谋略、擅长诡道作战的军事家。他的灵活多变，神出鬼没，成为毛泽东大局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四渡赤水，是以弱胜强的典范，红军官兵的机智勇敢，谱写了革命斗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经过千难万险，红军终于到达陕北，在延安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这里虽然物资匮乏，环境恶劣，但红军官兵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荒种地，建设家园。在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的带领下，陕北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心脏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