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完整的人是谁？丁 玲 我父亲是性格非常软弱的人，但也有一个好的特点。他喜欢他自己的自由，而且愿意使别人自由。虽然他和我的伯父都是秀才，但是，他们比其他孔教分子要进步，而且我的父亲在日本学过法律。 我母亲对我说，虽然他在日本学习时有很多钱，还带一个译员，但他忍受不了那里生活的艰苦，因此一有可能就很快回了国，接着得了肺病。他的神经非常脆弱，而且喜怒无常。他甚至怕风怕暴雨，他的身体如此虚弱，以致害怕因为换衣服或洗澡打乱他的生活常规。 他有许多朋友，但是他们大多欺骗他。他也知道他们欺骗他，但还是继续同他们交往，虽然他从未有过任何好朋友。他对我母亲很开明，结婚几年后，就要她把脚放了。每当她做了什么事情在他的家族里引起反对的时候，他从不批评她。 我父亲同我的祖父和伯父不和，但却常常从早到晚抽着水烟袋在厨房同厨师和仆人交谈。在他得过两次重病之后，中国医生不能成功地给他治疗，于是他自己读中国医书，对中医有相当多的知识。本族的穷亲戚常常来要求他在这方面提供忠告，甚至深更半夜把他叫醒。他不在乎钱，常常向穷人施舍。由于他的慷慨，后来由于饥荒而盗匪横行、局势普遍混乱时期，许多人家遭到抢劫，我父亲的家没有被碰过。他三十一岁去世的时候，我母亲不得不为他还债，因此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土地来供养我们，虽然靠他生活的家属只有我母亲、我自己、我父亲的妹妹和一个不久就去世的弟弟。 在中国的家庭制度里，有一种表面的宁静与和平，不赞成吵架，但实际上全都在争斗。 在我家，一个经常引起吵架的源泉是财产问题，特别是在同家族祭祀祖先的祠堂和来自祠堂公有土地的收入有联系的情况下。另一个引起冲突的源泉是参加国家考试问题。有些人比别人更有智力或者勤勉，例如我的二伯父。考试成绩低等和考试成绩高等者之间的妒忌是强烈的，家庭的成员也甚至相互耍阴谋诡计。 例如，在我二伯父要考试的时候，别人正好在那之前给他的食物里放蓖麻子，使得他不能在屋内呆下去。这个伯父最后由于另外的原因离家出走。我最后一次听到的他的下落，是他1930年从海参崴寄出了一封信。我的一个伯父当了和尚，另一个当了土匪。这就是中国一个旧家庭的命运。 不象我父亲，我母亲健康强壮而精力充沛。她母亲去世时她还很年轻，于是，她父亲在家同他的女儿一起过日子。他们下棋、喝酒、读小说或是在一起写作，因此，我母亲的生活和所受的教育同当时一般的女子的生活和教育全然不同。由于她自己的母亲一直非常严格，不允许赌博和抽鸦片，我母亲也是一个训练有素、有条不紊的人。她爱的是中国旧书的教育，不过方式是开明的。结婚前，她读过从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小说。她给我讲过许多故事，例如，法国革命中的罗兰夫人的故事。她对所谓的“白色人种”感到兴趣，因为那里的妇女从不缠足，生活在同中国不同的世界里。由于她对西方小说的了解，她有丰富想象力来设想一种新的前途，而不满足于或为一名中国的妇女。她常常鼓动人们反对这样一个事实：她的兄弟都可以去参加国家考试，而她必须待在家里。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因为我父亲软弱、逆来顺受、对前途没有信心——而且还抽鸦片。但是，由于她受到中国的旧教育，她容忍了这场婚姻，虽然在她的十年婚姻生活中，她大部分的时间是同她自己的娘家而不是她那病得很不正常的丈夫在一起。“他们相敬如宾”，是中国关于这种婚姻的一句老话，这种婚姻表面上关系很好。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正在日本学习。他不喜欢我，因为他没有儿子，而他的第一个孩子也是一个女儿，三岁就去世了。我母亲也对我的出生感到苦恼。很幸运，这样一来我的生活要比处于真的同我的父母关系亲密和得到他们的照顾的情况下要健康和独立。甚至在三岁以前，我在我的叔伯们家里常常一住就是几个月。 在我出生后不久，这个有六七十人的大家庭分裂了，我父亲有了个单独的家。财产的分拆老早以前就进行了——这次是随之而来的分人。我们家有一百多间房，蒋氏家族有很多这样的家宅。当我的伯父之一希望修建一个人工花园的时候，他从江苏的无锡订购了好几十船的石头和沙子，还从上海请到了一位工程师来主持修建。湖南省有许多大氏族，但华北没有那么多。维持这样大的家宅和其中的寄生虫，自然需要大大剥削人民，因此，湘西是中国最有名的出了多次农民起义的地方。临澧周围的地区被认为是中国出产最强悍、最英勇的军人的地方。连那里的妇女有时也用刀剑厮杀!事实上，湘西的妇女常常在腰带或皮带上插把刀，如果有谁敢于找她们的麻烦，她们就同谁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