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大饥荒期间曾大量出口粮食
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通过的《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确定要在五年计划结束时基本消灭小农经济。苏联全国各地各级党和政府组织自上而下地推行全盘集体化，不能如期完成任务的地方干部要受到撤职。开除党籍的处置，而不愿意立刻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则被斥之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准）富农分子”，并没收土地。
在“非常措施”以及政府的强大压力之下，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飞速发展，从1929年10月至1930年3月1日。有1200多万户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全国集体化的农户从占农户总数的7.6%猛增到56%，而迅猛发展又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生产者的积极性遭到摧残。因为在集体化运动过程中农民在突然之间交出自己的农具和牲畜以及原先分配给他们耕种的土地，不再是原有意义上的农民了。集体农庄农民必须按国家规定价格和数量交售粮食，类似中国的“统购统销”，尤其严厉的是违反者以刑法处置。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各地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谷物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13.2%，土豆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7.5%，而国家在将粮食出售给农民们的时候价格高得惊人。
集体农庄的农民们无法忍受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的重负，再次用减少播种面积等办法来消极抵抗，产粮区出现了“罢种罢收”。
粮食产量在下降，国家征收乃至出口的粮食却在逐年提高，以获取资金推进工业化。如此作为之下，1930-1931年粮食不足问题已经显现出来，1932年秋，苏联国内广大地区普遍遭受了严重的饥荒，在乌克兰南部、伏尔加河中游等地区饥荒最严重。
1964年5月26日《真理报》刊登的材料显示，当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捷列霍夫向斯大林汇报农村因粮食歉收而出现严重饥荒的时候，斯大林的回答轻描淡写又含有威胁：“有人告诉我们说，捷列霍夫同志，您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原来您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一编出这样一个关于大饥荒的故事来吓唬我们，但是您办不到！倘若让您去作家协会写写故事让一帮傻瓜去读，而不再担任州委书记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岂不是更好？”
一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前，苏联的报刊都严禁谈论1932-1933年大饥荒，提及灾荒的人以“反革命鼓动”罪名入狱。
严惩与死亡
前苏联《星》杂志1964年第1期载文详细描述了1932-1933年苏联大饥荒的情景：“人们一家一家地饿死，房屋纷纷倒塌，越来越多的窗户不再透出亮光——它们被木板钉死了，人都进城去了。”
城里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十月》杂志俄文版1989年第6期刊登的苏联作家格罗斯曼的一篇文章《一切都在流动》回答说，“国家拿不出一粒粮食给饥民……所有道路上都设置了关卡，有军队、警察、内务部工作人员，不准饥民出村，哪怕是一些非常小的车站也都有警卫队……”城里买粮食则必须出示粮卡。
1932-1933年苏联出台爆发的大饥荒，灾难性远远超过了1921年的饥荒，主要原因是苏联官方对国内和国际社会掩盖了真相，致使饥民们得不到任何救援。而且大饥荒期间苏联仍然坚持向国外出口粮食。
1932年，苏联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产者必须处以最高刑罚——枪毙并没收全部财产。情节较轻者，判处10年以上监禁并且没收全部财产，结果，大批妇女、儿童因为忍受不了饥饿偷偷剪了点麦穗充饥就受到了严惩，在从该决议出台至1933年1月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共计判处了54645人。
食用掩藏的霉变的谷物引发了大面积疫病。但更严重的是重演的人吃人悲剧，引发了如何惩处的法律问题。1933年5月，苏联国家安全机关下发了一封秘密信件，信件强调了将食人视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事件：“由于现行的刑事法令没有规定对犯有食人罪行者的惩罚措施，所以一切食人案件都必须立即交由国家安全机关的各级地方机构去处置……”
1932-1933年苏联大饥荒究竟造成了多少人死亡？多数学者倾向于500万的数字。20世纪90年代曾担任《消息报》副总编辑的列昂尼德·姆列钦在专著《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中称：“1932-1933年间的大饥荒夺走了400万至500万条人命。”麦德维杰夫则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提出了“800万”的数字，认为“这个数字也许更接近实际情况”。学界的一致意见是，1932-1933年苏联大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要多于1921年的大饥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