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因当汉奸被判枪毙，被胡适等人救下后，改判为坐牢，49年出狱后曾打算去台湾，后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只评了一句话，改变了周作人后半生的命运。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火点燃了全面抗战的烽烟，北平很快沦陷，在大多数文化界人士选择南迁，投身抗战宣传时，周作人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他留了下来，这是周作人命运的第一个拐点。 彼时的周作人已是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他早年与哥哥鲁迅同赴日本求学，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引进了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 他倡导“人的文学”，推崇人性与个体解放，散文风格平和自然，被誉为现代散文的奠基人之一。 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与鲁迅、胡适等人并肩作战，风头正劲，与鲁迅的分道扬镳却给他的人生留下了阴影。 1923年，周作人与鲁迅因家庭矛盾及思想观念的分歧决裂，鲁迅搬出北京八道湾，两人从此再无往来。 这场兄弟失和，成了周作人心中难以回避的裂痕，也让他对世事更添几分淡漠。 北平沦陷时，周作人选择留下，他的理由简单：家庭经济拮据，妻子羽太信子反对南迁。 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北平沦陷后，她的身份给周作人带来了双重压力。 一方面，他想避开动荡的南方；另一方面，他或许也天真地以为，留在北平可以继续过那种“苦茶庵”的隐居生活，教书写字，与世无争。 但现实很快就打破了他的幻想。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遇刺，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衣扣，所幸没有伤及性命。 这场刺杀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恐惧，从那之后，他变得更加谨慎，开始害怕出门，连去学校上课都觉得战战兢兢。 心理上的崩溃加上经济上的压力，周作人终于迈出了那一步，接受了日伪政权的拉拢。 他先是担任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随后又被任命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 这些职位看似清闲，但却是日伪政权推行奴化教育的重要工具，周作人本可以拒绝，但他没有，他的选择让他在世人眼中从一个文人堕落成了“汉奸”。 作为日伪文化机构的代表，周作人出席了多场宣传会议，还曾参与组织所谓的“文化建设座谈会”。 在这些场合，他与日本特务和伪政府官员同框出现，日本媒体大肆宣传，将周作人塑造成他们文化统治的“样板”。 这让中国知识界愤怒不已，武汉文化界更是发出通电，公开谴责他为“文化汉奸”。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迎来了命运的清算，1945年，他在北平被逮捕，押送至南京接受审判。 1946年，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他死刑，那一刻，周作人或许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结局，命运却在这一刻发生了转折。 胡适、李石曾等文化界名人出面为他求情，胡适等人指出，周作人虽然有过错，但他在文学与翻译上的贡献值得被考虑。 经过多方斡旋，法庭最终改判周作人死刑为15年有期徒刑，后减至10年。 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几年，周作人经历了人生的低谷，他或许后悔过，但他却很少流露出情绪，在监狱中，他沉默寡言，似乎早已认命。 1949年1月，随着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周作人因健康原因提前获释，他重新回到了北平，这座他一生纠葛的城市。 这时，有人劝他去台湾，那里或许可以给他一片新的天地，但周作人犹豫再三，最终选择了留下。 也许是对北平的眷恋，也许是他早已疲于奔波，不愿再去面对新的未知。 出狱后的周作人并未被世人接受，他试图重新融入社会，给中央写信，希望能继续为国家尽力。 信中，他坦诚自己过往的错误，并表达了悔改之意。这封信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头。 毛主席看完信，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懂古希腊文的人现在不多了，养起来吧，让他做翻译的工作，以后出版。” 就是这句话，改变了周作人的后半生，从那以后，周作人被安排从事古希腊文学与日本文学的翻译工作。 这项任务，既是对他过去的一种宽容，也是一种考验，他翻译了《伊索寓言》《希腊神话》等重要作品，为中国文化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晚年的周作人生活简朴，几乎与世隔绝，他每天坐在书桌前，用毛笔一字一句地抄写、翻译。 他的稿费曾一度被减少，生活拮据，但他并未抱怨，对他来说，翻译工作或许是赎罪的途径，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 命运的磨难并未就此结束，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周作人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他的家被红卫兵抄查，书籍手稿被毁，甚至遭受批斗与殴打，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没有反抗，只是沉默地忍受着一切。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去世，终年82岁，这个曾在文化界风光无限的文人，带着一生的争议与遗憾，悄然离世。 周作人的一生，充满了复杂与矛盾。 他曾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也曾沦为日伪的帮凶； 他追求闲适生活，却卷入历史的洪流； 他的人生选择固然令人遗憾，但他的文学成就与翻译贡献，依旧无法被忽视。 历史不会掩盖错误，也不会抹去功绩，周作人用晚年的翻译作品，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沉默而无声的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