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羁押在司法上是非常严苛的手段，等同让未经法院公平审判的被告，就先被“有罪推定

强制羁押在司法上是非常严苛的手段，等同让未经法院公平审判的被告，就先被“有罪推定”，实质就在坐牢受刑。 甚至，根据曾被司法迫害的统派难友亲身经历，羁押禁见比正式服刑还惨，后者还可参与一些监狱劳动，表现良好更能担任小干部，而羁押禁见却得完全断绝与外界通讯，身心受到的摧残比真正受刑人还惨。 尤其对高龄的被告来说，身体本来就不好，讲难听一点，普通刑案从一审到三审少说三年起跳（我当初被起诉的“国安法”就耗费四年才无罪定谳)，重大刑案甚至可以拖到十几二十年，到时候说不定都差不多要归西了，不如就配合检方认罪，还能换得先不羁押，否则在看守所关久了，不死也剩半条命。这就是为何经常有“押人取供”，用羁押逼迫被告认罪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一种“屈打成招”，因为羁押本身也是另类刑求。 至于所谓被告不被羁押，就可能影响证人“串供”的问题，一来前提应该是检方要先拿出证据证明犯罪嫌疑重大，才有讨论串供疑虑的必要；二来证人其实早在侦察期间，就都已被检方讯问具结。有人说，可证人之后仍可能在法庭上翻供，我说，那也是证人的权利，就看法官怎么采信！以我经历过的“国安法”案来说，许多证人在侦察期间，都被带到调查局国安站的小黑屋里，被检调用各种引导方式要他们“作证”，很多根本超出他们真实的所见所闻，为何就不能到法庭上再做澄清（所谓的“翻供”）呢？ 一堆人没有经历过刑案，我过去也没有，直到自己碰到了，才知道证人不能请律师，侦察期间就是一个人被带到小黑屋问话，检调不时还会恐吓证人。这和上了法庭，有法官、检方、被告及律师都在场，当然是不一样，也更容易不受胁迫说话。 当时我被检察官从证人转被告，一度也要我筹钱才能交保，后来又说必须保证我们几个被告和证人之间不能勾串，才让我离开。但当时我就说，我们都是新党党工和青年军，天天要碰面，检察官才又说，那就正常工作。所以，如何认定有无勾串之虞？ 很多人以为，检察官起诉就代表如何，但马英九过去曾被以特别费案贪污罪起诉，最后牺牲了手下余文背锅，才保得马全身而退。如今，马又被以贱卖党产的“三中案”起诉，一审判无罪，二审近期宣判。我当初也被以危害“国安”罪起诉，检察官求处四年刑期，最后连续三次审判无罪。 柯文哲能否全身而退，要看后续法庭上的攻防。他自身树立跳脱传统政商关系的形象，和如今被揭露的政商往来形成反差，当然也要承受社会公评。但法官必须维持检方和被告间中立的角色，不可全然只配合检方“无限次抗告”的要脅，就在一周内裁定数变，最后又都恢复羁押；更遑论至今指控柯文哲收受沈庆京新台币1500万元现金的证据，及正常政治捐款为何就是贿赂的理由，都实在太过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