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插花地类型多、代表性强。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插

第一，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插花地类型多、代表性强。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插花地有以下四个显著特点：一是种类齐全；二是数量多；三是产生的原因复杂；四是影响深远。就种类来看，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插花地不仅有犬牙之地、飞地两种基本类型，而且包括除了国家之间插花地以外的所有政区层级插花地，如省（市、区）际插花地、市（州、地）际插花地、县（市、区）际插花地、乡（镇）际插花地、村际插花地、村民组际插花地，历史插花地、经济插花地、政治插花地、民族插花地等也都广泛存在。就数量来看，在明清以来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插花地都广泛存在于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就产生的原因来看，犬牙交错的政区划分原则、“山川形便”的政区划分原则、明代的卫所、元明之土司、土地私有制下“地随人走”的土地管理政策及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等，都是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插花地产生的根源。就所产生的影响来看，插花地的广泛存在，对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的行政管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等都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对以“美酒河、英雄河、生态河、美景河”著称的赤水河流域的影响则更为突出。这些特征决定了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插花地有着很强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在这样的情况下，笔者便选择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插花地作为插花地研究的突破口。 第二，对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的情况较为熟悉。笔者土生土长于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的武陵山区，1993年考入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后，在重庆读书生活了4年，工作以后，又长期致力于贵州人口问题及地方史研究，曾多次深入有关地区做过田野调查，对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的情况较为熟悉，将研究的地域范围确定在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有利于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较好地统一起来。 （二）时空说明 插花地是伴随着行政区划的产生而产生的。虽然早在明代以前，今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就已有行政区划存在，可在明永乐十一年（1413）以前，贵州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省级行政区划，自然不存在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问题。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以后，贵州与四川、重庆的交界线才初步形成。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线一经形成，就产生了不少插花地。随着交界线的不断变化，原有的一些插花地虽然得到了清理拨正，但一些新的插花地又因此产生。清雍正六年（1728）以后，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线虽然再无大的变化，中央政府对交界地区插花地也进行过多次清理拨正，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清理拨正工作进行得很不彻底。故时至今日，插花地在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仍然普遍存在着，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因此，笔者将研究的时间范围界定在明、清以来，不仅有利于研究插花地的形成演变情况，而且有利于研究插花地遗留问题，把历史与现实问题较好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