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天，38岁的傅斯年留学归来，拿出手帕擦掉满头大汗，咬牙掏出一笔“青 春 损 失 费”，与结婚22年的丁氏离 婚，转身迎娶28岁的俞大綵，婚后，傅斯年将母亲接来北平共同 居住，没想到这一举 动令他懊悔不已。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虽然他英年早逝，但他在历史学、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影响力至今依然存在。陈寅恪将傅斯年视为挚友，并称其为“天下英雄独使君”，胡适也视他为得意门生，称他无论身处何地，始终展现出一种道义的力量。 国学大师毛子水称他代表了“浩然之气”，教育家罗家伦则认为他是“天地间的一种正气”。傅斯年不仅在学术上有卓越成就，而且在生活中也以敢言直谏、敢于批评权威的个性而闻名。人们给他起了“大炮”“老虎”等外号，这些外号既反映了他言辞犀利，也代表了他不畏强权、敢于发声的个性。 傅斯年出生在书香门第，家庭传统深厚，从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的聪慧使得他在年幼时便展示出与同龄人不同的学习能力。在家乡的私塾里，他是那种对任何难解的字句都要深入探讨的孩子，常常向老师和祖父请教。即便没有纸，他也会随手写下疑难问题，甚至将笔记写在手臂或大腿上，可见他对学习的执着与刻苦。傅斯年以这种刻苦努力的精神，一步步走向了学术的高峰。 进入北京大学后，傅斯年凭借卓越的学识迅速在同学中崭露头角，成为了校园中的领军人物。他的才学和气度让他在同学中备受尊敬，也因此被称为“学生王”。1917年，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与傅斯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胡适高度评价傅斯年，形容他拥有非常强的记忆力、理解力，还能兼具细致与大胆的特点。在胡适看来，傅斯年不仅是一位学问渊博、才华出众的学者，更是一位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人物。 1934年的北平，骄阳似火。傅斯年站在家门口，掏出手帕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这位38岁的学者刚从欧洲留学归来，此时的他正面临人生中一个重大的抉择。他从怀中取出一个装满银元的钱袋，这是他准备给丁氏的＂青春损失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笔钱既是一种补偿，也是一种解脱的代价。 回望傅家的历史，曾经显赫一时的状元府，到了傅斯年这一代已经衰落。他的先祖傅以渐是清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但到了祖父傅淦的时代，家道中落。傅斯年的父亲早逝，家中全靠年迈的祖父与母亲支撑。生活的艰辛在那个年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为了维持生计，傅母不得不拆卖房上的砖瓦，每逢大雨，她只能抱着年幼的傅斯年，用一把破伞遮挡漏水的屋顶。 在那个时代的山东聊城，婚姻往往是家庭之间的联姻。16岁的傅斯年，按照当地习俗，在母亲的安排下与富户之女丁氏完婚。丁氏出身富庶，为人温婉贤淑，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然而，随着傅斯年接受新式教育，两人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渐行渐远。 在留学欧洲期间，傅斯年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婚姻观念。他看到了婚姻中的自由选择权，也见证了知识分子们对婚姻的新思考。最终，在1934年的夏天，傅斯年做出了这个改变一生的决定：与丁氏协议离婚，并在当年八月与俞大綵缔结良缘。婚后，傅斯年将母亲接来北平共同 居住，没想到这一举 动令他懊悔不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选择实施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迅速落入日本的控制之下。面对外敌的侵略，蒋介石将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向联合国寻求援助。然而，联合国并未直接介入，而是呼吁中日两国进行撤军谈判。日本不仅没有撤军，反而在国际上公然篡改历史，声称东北三省并不属于中国，试图通过舆论来为其侵略行径正名。 1932年1月，一本名为《东北史纲》的书籍横空出世，瞬间改变了国际舆论的走向。这本书通过考古学、古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证据，证明了东北自古属于中国，和日本毫无关系。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傅斯年。此举为中国争取了国际社会的支持，然而由于写作时间过于紧迫，书中存在一些疏漏，也因此遭到了一些历史学者的批评。即便如此，傅斯年并未在意这些批评，他自嘲道：“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他坚决反对继续聘用在日伪时期仍为北大任职的教授，认为这些人已经失去了民族气节，无法作为真正的教师。 当时，容庚教授由于与傅斯年有交情，曾尝试与其理论，但傅斯年毫不客气地对他破口大骂，将其推向街头。傅斯年坚持自己的原则，认为必须区分忠奸，不能容忍任何背离民族大义的行为。即便是对曾经的老师周作人，傅斯年也毫不手软，公开对其曾为伪职的行为进行清算。 1949年，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访台时，蒋介石对他毕恭毕敬，而傅斯年却依旧叼着烟斗，翘着二郎腿与麦克阿瑟等人轻松交谈，展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气度。在国民政府迁台后，台湾大学的学生人数激增，学校的招生出现了混乱，许多官员的亲属通过权力关系想方设法占据名额。傅斯年上任后，立即制定了招生规则，明确表示不论贫富，必须按照标准录取，还在办公室门口挂上牌子，直言：“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
水上觅红云
文人多薄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