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在滕县保卫战中，王铭章看着距离自己一千多米的龟尾寿三，问旁边的副官“这个距离能不能打到他”，副官举起枪，三声枪响之后，龟尾寿三从马背上摔下来。 1951年，在澳门繁忙的街头，一位妇女和她的儿子正在街边乞讨。尽管母子二人低声恳求过路人“帮帮忙吧”，却没有人给予关注。夜幕渐渐降临，口袋里空空如也，母亲清楚地知道，在没有人伸出援手的情况下，她和儿子不仅要面对街头露宿的困境，还可能忍受饥饿。 为了生存，女子终于咬牙决定亮明自己的身份。她拿起一块牌子，写上了“我是王铭章上将的遗孀”这几行字，并将牌子高高举起。没想到，这简短的话语立刻吸引了路人的注意。一些人将这一情景报告给了媒体，随即“王铭章上将遗孀沿街乞讨”的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并迅速成为爆炸性新闻。 王铭章牺牲的消息传开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深感悲痛，立即下令军长孙震：“设法派人将王铭章师长的遗骸从滕县带回。”当时，日本军队并未察觉王铭章在战斗中阵亡，因此在清理战场时，并未特别注意他的遗体。若不是孙震派出的卫兵李绍焜与当地人王宜恭的帮助，王铭章的遗体可能会永远被埋没。 在一堆遗体中，李绍焜和王宜恭终于发现了王铭章的遗骸，尽管它已经开始腐烂。遗体被暂时存放在美国基督教会墓地外，并在离开前取下了遗体上的一颗“金扣子”。由于当时王铭章的遗体已高度腐烂，并且他的副官李少坤曾经为了避免敌军发现王铭章的身份，特意将他的随身证件和手表等物品取走并收藏，遗体的辨认十分困难。 经过一番确认后，金扣子被交到孙震部下王文振手中，他看到这颗扣子时，眼含热泪，激动地说：“这就是王铭章军长的。”通过这颗金扣子，王铭章的身份终于得到了确认，而他的忠诚和英勇也永远被铭记。 1938年3月16日的滕县城头，硝烟弥漫。连日的激战让这座古城伤痕累累，城墙上布满弹坑，砖石碎片散落一地。守城的川军将士们紧握着步枪，警惕地注视着城外的动静。 就在这时，王铭章站在城头的瞭望点上，远远望见一个身影正骑在马上。透过弥漫的硝烟，他认出那是日军指挥官龟尾寿三。这位日军长官正在前线巡视，大约距离城墙一千多米。王铭章转头询问身旁的副官，能否在这个距离上命中目标。副官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举起了步枪，仔细瞄准。 三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战场的喧嚣。远处的龟尾寿三突然从马背上栽了下去，日军阵地顿时陷入一片混乱。这三枪不仅击中了敌军的要害，也为接下来的战局带来了转机。川军随即抓住战机，组织了一次有力的反击，将日军的前锋部队暂时压制了下去。 时间回到半个月前。1938年3月初，国民政府下达命令，由川军第41军第122师担负起守卫滕县的重任。当时的滕县，作为徐州会战的前沿阵地，地势平坦，是一处战略要地。如果滕县失守，日军就能打通南北交通，直接威胁中原腹地。 接到命令后，师长王铭章立即带领不到三千名将士奔赴滕县。当时的川军装备十分简陋，大部分士兵使用的还是老式步枪，弹药储备也十分有限。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王铭章深知形势的严峻。他组织将士们检修武器，统计弹药，合理分配每一颗子弹，务求以最少的消耗取得最大的战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以此为契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时，民族危机四伏，举国上下纷纷响应抗战的号召。四川省的刘湘在这一关键时刻果断决定出川抗战，发布通电，呼吁全省军民积极参战。四川的许多将领也在此时纷纷请战，团结一心准备投入抗战的洪流。最终，刘湘带领的部队通过万县水路出川，而邓锡侯则带领另一支队伍经陕西、山西前往抗战前线。 作为122师师长的王铭章，也主动请求前往前线参战。深知此次出征凶多吉少，王铭章在出发前，特意召集了两个妻子嘱托一番。虽然他通过家族关系和个人能力获得了师长的位置，但王铭章与那些军阀的理念截然不同。对他来说，作为军人，最大的理想便是能为国家出力，挥洒热血。抗战爆发后，王铭章终于迎来了施展抱负的机会。 然而，在腐败的国民政府体系中，这些川军将领的雄心壮志只能用悲壮来形容。长久以来，川军在民众中被戏称为“战五渣”，并非因为士兵的能力，而是四川军阀的管理体制存在严重问题。为了谋取私利，一些军阀甚至命令部下种植罂粟，用以牟取财富。在蒋介石的眼中，川军从来都不被视为可靠的力量，因此川军的经费一度是军队中最为匮乏的，甚至连军装都不能保证齐整。 在台儿庄战役中，王铭章证明了自己作为一名军人的价值。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他毫不犹豫地带领部队挺身而出。在与日军的生死搏斗中，他展现出了无畏的勇气。王铭章的最后一句话是：“决心死拼，以报国家”。这八个字，体现了川军将领的精神和四川人民的坚强意志。王铭章与他的部队坚守滕县四个半昼夜，最终全体战死沙场，没有一人投降。滕县之战不仅重创了日军的气焰，也为徐州的防守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粉碎了日军南下进攻徐州的企图，并为台儿庄大捷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