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在参观毛主席故居之前，特意给毛主席打了一通电话：“主席啊，我即将踏足您的故居，重温那段光辉的岁月。” 周家大院，坐落于驸马巷，由道光19年（1839年）的一次交易而来，购买时花费了260两白银，其建筑风格典型地反映了明清时期苏北城市民居的建筑特色。 周总理对这座大院的处理态度，与一般人对待故居的情感截然不同。据周总理生前的愿望，他本想退休后撰写名为《房》的小说，以此回忆和记录自己与这座房子的故事，然而这个心愿终未能实现。 周总理对待自己故居的指示十分严明：不允许外人参观，不动员在内居民搬迁，甚至连维修都不准进行，这三项规定几乎是他对故居的全部要求。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总理的故居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许多人想要前往参观。然而，周总理在北京的指示依旧明确，他让堂侄媳孙桂云确保家中房屋得到妥善利用，不得空置浪费。 更加严格的是，他禁止任何人透露他曾经居住的具体房屋，周围的邻居们也被嘱咐保持沉默。周总理甚至提出，这些房屋若需处理，可直接拆除，其土地可用于建设工厂或学校。 尽管周总理如此规定，人们对这位历史人物的生活依然充满了极大的兴趣。许多人依然慕名前往淮安，希望一窥总理的生活环境。面对这种情况，周总理建议那些前来参观的人士转而访问毛主席的故居，强调自己的住所不宜与之相比。 1964年春，周总理在没有任何先行通知的情况下，前往湖南韶山参观。这次访问的低调性质，与其伴随的外国特使的身份密切相关。 当天，从湘乡驶来的两辆红旗轿车静静地停在了韶山招待所门前。车门缓缓打开，周总理与两位外宾下车，场面简朴而无预备的迎接仪式，体现了此行的保密性。 访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参观毛主席的故居。周总理详细查看了毛主席父母的照片，并关切询问了有关他们详细生平的记录问题。 还特别指示相关人员利用专业资源，如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来核对相关历史日期的阴阳历对应问题。这些细节显示出周总理对历史资料的精确和尊重。 在参观过程中，周总理对毛主席的家乡和其革命历史表现出深厚的兴趣。他在韶山党支部的旧址停留了较长时间，听取了关于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毛福轩及其他“韶山五杰”成员的事迹介绍。 特别是当听到毛福轩烈士的英勇牺牲以及他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后，周总理询问了关于其家庭成员的情况，表现出对烈士家属的关心。 由于行程紧凑，周总理只能快速参观毛主席的故居，之后便匆匆进入招待所休息室，稍作休息后继续启程。遗憾的是，他未能和当地群众亲切交流，也未能品尝韶山的地方美食。一次短暂的停留，没有留下任何合影或签名，也未能如心愿般深入参观。 尽管如此，周总理对韶山的关心始终未曾减退。他不仅对当地的建设和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还为韶山的宣传方向和革命纪念地的规划提供了具体指导。 周总理明确指出，韶山的宣传重点应围绕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的革命实践，尤其是毛主席在农村的调查与农民运动的领导。而韶山的铁路建设，正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得以在短短半年内完成。 对于火车站的选址问题，周总理提出应选择离毛主席故居稍远的地方，以便既能保护韶山冲的自然风貌，又能为游客提供充足的流动空间。这个决策至今被证明是非常英明的。 周总理对韶山的另一份深情体现在他对中阿友谊树的栽培上。1964年，周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带回了油橄榄树苗，并将其种植在韶山苗圃。至今，这些油橄榄树已生长成林，象征着中阿两国的友谊，并在其他地区成功推广。 1975年6月，周总理身患重病，体重骤降至仅61斤，但他仍在病床上坚持写信给毛主席，表达自己对毛主席健康的关心和对工作的反思。这封信不仅表达了周总理的个人情感，也体现了他始终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和对毛主席的崇高敬意。 周总理逝世后，公众对其故居的兴趣更加高涨。1976年，应亿万民众的强烈要求，淮安县委开始修复周总理的故居。为了尽可能还原其历史原貌，修复工作参照了1910年周总理离开淮安前的状态。1979年3月5日，这座历史建筑最终对外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