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开启了中国古代兵力写实的先河。在萨尔浒之前，打个仗20万大军起步，5

萨尔浒之战，开启了中国古代兵力写实的先河。在萨尔浒之前，打个仗20万大军起步，50万大军家常便饭。 在明万历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1618-1619年）间，明朝与后金之间的紧张局势达到了顶点。努尔哈赤在1618年宣布了对明朝的“七大恨”，公开断绝了与明朝的附属关系。 并且在宣告后不久，便带领他的部队占领了抚顺城以东的多个堡垒，随后又攻占了抚顺和清河，表明了他反抗明朝的决心。 面对努尔哈赤的挑战，万历皇帝非常愤怒，决定亲自筹划对后金的军事行动，这在当时是一件罕见的事，因为万历皇帝以往往显得懒散，不常处理朝政。 为了筹措对后金的军事经费，户部提出需要50万两白银，但国库紧张，仅能提供一半。于是，有人建议万历皇帝动用内库资金，但万历皇帝拒绝，户部不得已只能增收辽饷以筹集资金。 1619年，明朝动员了近47万大军，包括朝鲜等盟友军队，准备从四个方向同时进攻辽东，以围剿努尔哈赤的力量。四路军队的总指挥由杨镐担任，他在出征前举行了严肃的誓师大会，并示众处决了一名曾在抚顺战役中逃跑的军官，以震慑军心。 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展现了卓越的军事策略，他并没有分散兵力应对四路进军的明军，而是集中了他的6万精兵在都城附近，采取了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战术。 战役在萨尔浒展开，持续了五天，结果是明军四路大军中两路遭到了惨败，一路投降，而由于李如柏行动迟缓，其指挥的军队在决战时刻未能及时抵达前线。 当杨镐得知杜松、马林的军队惨败后，下令撤退，李如柏得令后迅速撤军，战事以明军的大败而告终，后金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下赢得了这场关键的胜利。 在明朝晚期，尤其是萨尔浒之战前夕，明军的军事体系已经显示出明显的衰退迹象。明军曾在初创时期，依靠卫所制度快速构建起一支庞大的军队。然而，数百年的时光流逝，这种制度逐渐暴露出其固有的问题。 卫所制起初为明朝提供了稳定的军力支持，这一制度借鉴隋唐的府兵制，兵员曾在永乐年间达到两百万之众。 可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和阶层的固化，这种制度导致兵力的质量逐渐下降，军队中形成了不少以保守利益为主的小团体，士兵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普遍下降，不再具备初创时期的精锐性。 从明中叶开始，屯田制度日益名存实亡，原本用以稳固边疆、供给军需的屯田地逐渐被军中高级官员侵占，使得普通军士生活陷入困境，很多人背井离乡，军队的组织结构因此严重受损。 屯田军的溃散和军官的贪腐，使得军队战斗力大为下降，当面对努尔哈赤领导下的精练部队时，明军组织能力的碎片化显露无遗，导致了萨尔浒之战的惨败。 此外，辽东的地理环境与明军的战术不甚匹配，明军更多的是在山地和丘陵地带进行布防，而努尔哈赤所领导的后金军队则擅长在这种地形中进行灵活机动的打击。 明军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采用了较为传统和保守的防御策略，而后金军则发挥了其轻骑兵的优势，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 萨尔浒战役后，这一败仗对大明帝国以及万历皇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朝统治者被迫重新审视边防和军事组织的弱点，从而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和边防加固的行动。 明朝军队的再整顿不仅仅限于人员的补充和训练，还包括战略的重新评估和军事设施的增强。防御工事得到加固，战术和兵器也在实战的考验中不断完善。 此外，为了应对努尔哈赤不断扩张的军事威胁，明朝开始重视提升将领的能力和策略思维。诸如袁崇焕和孙传庭等将领的崛起，标志着明军开始逐渐形成对后金军队有效的防御和反击策略。 这些将领不仅关注军事训练的强化，还着手于战术和兵器的革新，特别是在火器和战车的使用与研发上。同时，后金也在积极寻求突破明军新的防御体系，双方的较量逐渐演变为一场技术和策略的较量。 在这一过程中，明朝的边防策略明显转向防御与威慑并重，力图在辽东等前线地区构筑坚不可摧的防线，以图长久的边疆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