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一次小解时突然猝死，去世后未受到家人关注，骨灰盒未被认领，生活的最后时光寂寥无声。周作人的一生，充满了争议和曲折，尤其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行为，成为他一生中的关键转折点。 1946年7月，周作人因涉嫌汉奸罪被提上法庭，成为焦点人物。当时，他身着白色夏布长衫，瘦弱的身躯与江南书生的清秀形象不符，反而显得异常严肃。公诉方指控他在日占期间协助日本，参与编写伪教科书，支持日本的侵略政策，并通过媒体为日本的“东亚新秩序”辩护。更为严重的是，他曾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提供精神支持。 面对指控，周作人辩解称，自己在北平的生活十分困难，出任伪职并非主动投敌，而是希望通过教育工作减轻占领带来的伤害，甚至试图用儒家思想影响日本。然而，这些辩解未能打动法庭，最终周作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尽管他不甘心这一判决，并提出复审申请，辩称自己是在“文化同化”的名义下进行工作，最终未能改变裁决。他服刑四年，直到国民政府垮台前获释。1949年1月，周作人走出了监狱，进入了新中国的社会环境。出狱后，他与家人迁往上海，后来定居北京。尽管身处新的政治背景，周作人始终感到自己必须为过去的行为做出解释。 他向时任总理的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六千字的信，阐明自己当时的动机和立场，特别是他强调留在北平是为了家庭责任，而非政治选择。这封信最终递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宽容，建议周作人继续担任翻译工作，发挥其语言才能。 尽管得到了毛泽东的宽容，周作人的身份与过去的行为依旧成为他难以摆脱的阴影。他的政治权利始终未得到恢复，且他在财产问题上也遭遇困扰，尤其是关于曾与鲁迅共同拥有的四合院的归属问题，成为家庭内部的长期纷争。 晚年的周作人生活较为困顿，尽管他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恢复自己的影响力，但因拒绝公开检讨自己在伪政权中的行为，他的作品只能以“周启明”之名匿名出版，反映出他与主流社会的疏离。同时，经济困境和家庭矛盾使得他与妻子羽太信子的关系日益紧张，妻子的健康问题也加重了他的困扰。 最终，周作人在1967年去世，死后未获得广泛关注。钱理群在回忆时提到，周作人的去世几乎无人送行，凸显了他晚年的孤独与被遗忘。尽管周作人曾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和教育者，但他的最后岁月，却是寂静而孤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