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牺牲后，妻子胡红霞卖掉房子赎回遗体，却发现衣服口袋里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2句话，让胡红霞感到意外，这2句话是：“第一，不要告诉我妻子，第二，不要厚殓！” 1928年，夏津悬挂起青天白日旗，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新成立的政府在一些权贵的欢庆中顺利运营，民众则处于困惑与不安中。这时，部分归乡的学生，尤其是其中的共产党员，成为了当地革命活动的骨干，带领着群众在珠泉屯的农民协会举行抗议。 协会提出的标语如“贫苦农民联合起来，实现耕者有其田”和“打倒土豪劣绅”迅速在县境内外传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势力。国民党县党部对此反应激烈，指派公安局逮捕了组织者和活动分子。随着局势恶化，农民协会的活动被迫暂停。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革命同志为被捕者奔走相告，急切地请求吉鸿昌的援助。在军事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吉鸿昌不仅全力投入到战争中，还表现出对青年学生革命活动的支持与同情。他在得知一批学生因参与革命行动被捕后，积极营救，帮助他们脱离困境，并为他们的不公待遇发声。 吉鸿昌，原名吉恒立，字世五，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吉茂松在镇上经营小茶馆，家境贫寒，吉鸿昌早年便帮助父亲打理茶馆。由于家境困苦，他自幼养成了坚韧不拔、不畏强权的性格，经常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每次闯祸，父亲都会拿着扁担追着他打，因此吉鸿昌有了“扁担楞”的外号。 1913年，冯玉祥在河南招兵。吉鸿昌在年仅18岁时瞒着家里前往郾城投军。他凭借吃苦耐劳和正直的品性，很快得到了冯玉祥的赏识，成为了模范连的一员。1925年，吉鸿昌升任绥远省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之后又被任命为第36旅旅长。 1934年11月底的北平，寒风凛冽。胡红霞站在陆军监狱的大门外，手中紧握着一个装满银元的布袋。这些钱，是她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物件才凑齐的。终于，在多方周旋和奔波后，她带着这笔赎金，将丈夫吉鸿昌的遗体接了出来。 当胡红霞看到躺在那里的丈夫时，眼泪不由得模糊了双眼。吉鸿昌的遗体上还留着伤痕，但面容却出奇地平静。胡红霞强忍着悲痛，开始整理丈夫的遗物。就在她收拾吉鸿昌的衣物时，从一件外套的口袋里掉出了一张折叠的纸条。 展开发皱的纸条，上面工整地写着两行字：＂第一，不要告诉我妻子，第二，不要厚殓！＂这两句简短的话语，让胡红霞愣在了原地。她没想到，丈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的竟是这样一份嘱托。 回想起为赎回丈夫遗体所经历的艰辛，胡红霞的心情更加复杂。在吉鸿昌被处决的消息传来后，她就开始了四处奔走。因为这是蒋介石亲自下达的处决命令，想要领回遗体谈何容易。那段日子里，胡红霞每天往返于各个机关之间，寻求各种可能的帮助。 其中有一位姓张的狱警，看到胡红霞日复一日地在监狱门口等候，终于被她的诚心打动。这位狱警暗中告诉她，只要凑足赎金，或许还有机会将遗体领回。得到这个消息后，胡红霞立即开始变卖家中的物品。从她和吉鸿昌共同生活的房子，到家中值钱的家具，再到平日里舍不得动的嫁妆，全都换成了银元。在筹集赎金的过程中，不少吉鸿昌的老部下和友人也纷纷伸出援手。 1931年9月21日，吉鸿昌将军在蒋介石的逼迫下辞去职务，前往国外进行所谓的“考察实业”。当他抵达美国后，接连遭遇了极为不愉快的经历。首先，他在美国的一些头等旅馆中遭到拒绝，原因仅仅是他是中国人，而日本人却得到特别礼遇。吉鸿昌对此感到愤怒。 一次，他准备将衣物寄回国内，然而邮局工作人员却告诉他，“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这番言论让吉鸿昌极为气愤，正要发作时，陪同的使馆参赞劝他说：“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这样，就能受到礼遇。” 吉鸿昌当即回击道：“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但我认为当中国人光荣！”为了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吉鸿昌找来一块木牌，细心地用英文写上：“I am a Chinese！（我是一个中国人！）”，并将它挂在胸前，走在美国的大街上，向所有人宣示自己的身份。在国外，吉鸿昌通过采访记者，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并强烈斥责英国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纵容以及蒋介石对日本的妥协行为。 在即将面临行刑时，吉鸿昌表现出了极大的从容和勇气。当时正值大雪纷飞，他对押送他的特务说道：“我为抗日死，但不能跪着接受枪击，我死了也不能倒下！”面对他的坚定态度，特务们显得有些迟疑。吉鸿昌继续坚持自己的要求：“给我一把椅子来，我得坐着死。”椅子被拿来后，他接着对拿枪的特务严厉地说：“我为抗日而死，要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 特务仍然颤抖着问：“那你说怎么办？”吉鸿昌毫不犹豫地回答：“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如何打死我。”特务愣了一下，最终走到他面前，举起枪。在吉鸿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的声音中，枪声响起，吉鸿昌倒下了，为抗日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