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三年（1874），圣母圣心会两名传教士首次来到鄂尔多斯地区传教并确定在鄂托克旗南境的城川（今鄂托克前旗城川乡）设立教堂。光绪八年（1882），城川天主堂建立，之后成为三边地区的一个重要堂区。在城川有少数洋教士从事学术调查和研究活动，起到了传播和交流文化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其中最著名的是田清波。
图 田清波
田清波（Antoon Mostaert，1881-1971）从十九岁开始用了五年时间系统地学习哲学、神学及中国文言文，同时以《新约》蒙文译本和荷兰蒙古学学者史密德编著的《蒙古语法》拉丁文译本作为教科书开始埋头攻读蒙文，从而打下了蒙古语的基础。
光绪三十一年（1905）9月，年轻的田清波奉命来到中国。代牧主教拿起刚收到的杭锦旗王爷寄来的信给田清波看，田清波从未见过蒙文草书但却准确地翻译了这封信，使得这位主教非常满意，便被派往鄂尔多斯南部的城川。[1]
一、研究与出版
城川位于鄂尔多斯南部与陕西交界之处，直接受到中原文化影响较深。早在圣母圣心会士到达以前，方济各会早已在陕西传教波及城川，从清末伊盟放垦以来不少汉人由陕西移居于此与蒙古族杂居相处，同时这里又是鄂尔多斯蒙古族长期聚居之地，在风俗习惯、历史传统、语言、民间文学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田清波在城川的二十年中对这一地区的蒙古族语言、历史、口头文学等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搜集了极丰富的资料。
在城川的前几年，田清波首先致力于蒙古语言学的研究，调查和观察当地蒙语的发音办法。他曾劝一位蒙古骑手躺在地上讲话以便他能详细观察并准确描写出蒙语发音时口腔各部位的动作。后来，主教着手对柯瓦列夫斯基的《蒙语词典》与鄂尔多斯方言进行比较，他把笔记全部给了田清波，要求田清波编写一部详尽的鄂尔多斯蒙语词典。田清波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资料收集的工作，对鄂尔多斯方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甚至包括古代民谣、游牧法以及有关游牧生活的各种变化无穷的词语，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编写出三卷本《鄂尔多斯蒙语词典》。与此同时，他的调查搜集不仅限于语言学方面，而且涉及到鄂尔多斯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仪式、历史、文献、民俗学等各个方面。
民国十四年（1925）10月，田清波被派往北京准备出版其著述。此后他又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潜心整理、研究从鄂尔多斯获得的大批调查资料，陆续出版了大量著作，包括他在青海、甘肃等地调查蒙古族语言、历史所写的著作，这些著作中相当一部分是由田清波当时所在的北京辅仁大学出版，用法文写成，在这些出版的著述中有关鄂尔多斯语言、历史、文学方面的内容大约有一半以上。
民国三十七年（1948），田清波离开北京迁居美国。在美国，他倡议编辑出版蒙古历史文物丛书并继续出版他对鄂尔多斯研究的著作直到1971年9月2日在美国去世，他已成为国际著名的蒙古学学者。他虽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到鄂尔多斯，但他所进行的严谨的学术考察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具有一定价值，其学术贡献在国际蒙古学研究中占有一定地位。
二、有关鄂尔多斯的著述
在田清波的大量著述中，有关鄂尔多斯的主要有：
《鄂尔多斯（南部）蒙古方言》，载《人类》杂志第21卷第3期（1926年），第22卷第1期（1927年），第25卷第2期（1930年）。
《鄂尔多斯志》，载《北京辅仁大学通报》第9卷，1934年。
《“开印”与鄂尔多斯人的祝词》，载《华裔学志》第1卷第2期，1935年。
《鄂尔多斯民间文学》（用拉丁字母和田清波自己设制的符号拆写成蒙语的音译本），北平法文书局出版，1937年。
《鄂尔多斯蒙语词典》，北京辅仁大学出版，第1卷1941年，第2卷1942年，第3卷1944年。
《鄂尔多斯蒙古人种学资料》，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出版，1956年。
还要提到的是，田清波在鄂尔多斯搜集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曾获得《蒙古源流》这一著名蒙文历史文献的三种抄本，于1956年由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出版，同时发表了田清波所写的长篇“导论”及附录——《鄂尔多斯七旗地图》。
三、《鄂尔多斯志》第一部分
田清波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以法文发表的《鄂尔多斯志》是一部收集了珍贵的实地调查资料的著作，全文约六万余字，共分七个部分：
1、厄尔呼特人—鄂尔多斯蒙古基督徒后裔;
2、鄂尔多斯蒙古部名考；
3、对萨囊彻辰的曾祖父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的说明；
4、对萨囊彻辰的一份原文的说明；
5、传说中的萨囊彻辰；
6、有关成吉思汗的两部鄂尔多斯传说；
7、鄂尔多斯民歌。
其中与教会相关的是第一部分，田清波记述了他所调查的鄂尔多斯厄尔呼特人的情形、厄尔呼特即信奉基督教的后裔。一般认为在鄂尔多斯地区古代基督教的遗迹已经消失了若干世纪，但田清波的调查资料却说明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喇嘛教盛行的鄂尔多斯蒙古族中仍然有被称为厄尔呼特的基督徒后裔并且继续从事宗教活动，在鄂托党旗发现若干户，在乌审旗南部发现有大厄尔呼特与小厄尔呼特两部分共七十余户，他们和达尔哈特（守护成吉思汗陵寝的蒙古民户）一样免除赋税兵役，每部分厄尔呼特人隶属于他们称作“巴克西”（老师）的教士。教士对厄尔呼特人有很大权威，不仅起着民事官员的作用，还有乌审旗王所承认的司法权：处理诉讼，鞭打、惩处罪犯，直至处死。厄尔呼特人虽然享有一定特权，但他们与喇嘛教不同的宗教仪式却受到其他蒙古人的歧视。厄尔呼特人的宗教很秘密，传教的人不得把教义对外教人讲。乌审旗的大、小厄尔呼特各有各的庙宇，内有祭坛，上有一红绸包裹，据说里面包着厄尔呼特人敬奉的神像，但谁也没有见过这个神像，即使是教士也不能看。他们对有7字形的十字架表示崇拜，一年之中有三次隆重的祭祀活动（正月初三、五月十三与十月十三），有杀牲献祭、行“洗礼”等仪式。厄尔呼特人对婴儿也进行隆重的洗礼仪式。在厄尔呼特人中间不通婚，一般在信奉喇嘛教的蒙古人中选择妻子，后来也允许女方继续信奉原来的宗教，即成为厄尔呼特宗教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厄尔呼特人死后由教士祈祷并进行一种独特的在死者身上涂油的仪式，用白布裹尸，打六个结，尸体形似一十字架。这些厄尔呼特人曾经有过自己的公共墓地。除此外，厄尔呼特人还有许多独特的习俗。
田清波依据调查的资料认为厄尔呼特这个部名在元朝时还是指基督徒，后来人们以为这些基督徒早已消亡了有几个世纪，但现在却在鄂尔多斯蒙古人中发现了残留下来的厄尔呼特，他们与中古的基督教相关，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他们是中古基督徒的后裔，但是由于他们和萨满教徒、喇嘛教徒长期接触而只留下了过去信仰基督的模糊回忆，许多宗教法事很接近喇嘛教的某些法事。鄂尔多斯的厄尔呼特人可能和其他蒙古人一样，是在十五世纪后半叶定居于河套地区的。乌审旗的厄尔呼特人一百年前住在陕西与鄂尔多斯地区分开的长城附近，也就是利玛窦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提到的这一地区基督徒的后裔。[2]
[1]《田清波传》，载于《华裔学志》，1945年第10卷，译文载于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六辑，米济生译，1976年3月。
[2]陈育宁：《田清波与鄂尔多斯》，载于《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4年第3期，转引自《鄂尔多斯文史资料（合订本）》第四卷，内部资料，2018年，第529-5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