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刘峙设宴款待到郑州视察的陈诚，宴席间，陈诚拿出蒋介石签发的撤职手令，刘峙吓得面如土色。
刘峙是老蒋的“五虎将”之一，早年也确实立下不少战功，深受老蒋器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峙在军事指挥上的短板逐渐暴露，由“福将”变成了“长腿将军”。
1946年初，刘峙被任命为郑州绥靖公署，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不过大半年，就因连战连败，引起老蒋的极大不满。
9月初，整编第三师在定陶战役中被刘、邓大军歼灭。消息传来，忍无可忍的老蒋，决定换帅。
几天后，“参谋总长”陈诚带着“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飞到郑州视察军务。
刘峙设宴招待，让绥署的大员作陪。刘峙和顾祝同私交不错，见面后显得很尴尬，因为被俘的整编三师师长赵锡田和顾祝同关系特殊。赵锡田既是顾祝同的外甥（赵锡田的母亲是顾祝同的妹妹），又是他的连襟（赵锡田的妻子许文丽是顾祝同妻子许文蓉的妹妹）。
众人在宴席上依次落座，当刘峙举杯将恭维陈诚的话说完后，陈诚的脸色却突然变得冷峻起来，高声说：“刘主任，近来战事吃紧，对郑州绥署的表现，委员长很是生气。”
刘峙赶忙回应：“这战事瞬息万变，诸多困难，实在是尽力了。”
陈诚打断了刘峙的话：“刘主任，定陶一战，整编三师不复存在，这责任，你该如何担当？”
刘峙结结巴巴地说：“陈总长，这其中诸多缘由，并非我一人之过。当时情报有误，部队协调也出现了问题。”
陈诚冷哼一声，说：“刘主任，战场之上，败了就是败了，岂容诸多借口？委员长认为你指挥不力，致使军事屡屡受挫，已严重影响了战局。”
说罢，陈诚掏出一份手令，高声宣读：“兹因刘峙指挥不力，致军事屡遭挫败，特撤销其郑州绥靖公署主任一职，由顾祝同代为管理。”
刘峙的笑容彻底消失，表情复杂，其他陪坐的将领面面相觑。
第二天，顾祝同留在郑州收拾残局，刘峙跟着陈诚去了南京。刘峙到南京后，老蒋将他召来臭骂一通，然后给了一个 “上将战略顾问”的头衔。
无事可干的刘峙，带着姨太太黄佩芬在上海当起了寓公。刘峙当了多年的军政大员，敛财无数，在上海的日子，倒也过得逍遥。
就在众人以为刘峙就此被老蒋弃用，就此度过余生时，1948年6月，老蒋在筹划设立徐州“剿总”时，竟将刘峙定为总司令的头号人选。
消息传来，蒋军将领一片哗然，有人质问已是“参谋总长”的顾祝同：“这刘峙尽打败仗，已被撤职两年，如何又能委此重任？”
顾祝同说：“徐州乃战略要地，此次设立‘剿总’，让刘经扶当总司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正式任命下发后，刘峙又惊又喜，他自己都没想到，还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刘峙这次当徐州“剿总”总司令，比他在郑州绥署任上更短，半年后，徐州蒋军主力在淮海战役覆灭。
暴怒的老蒋，下令对刘峙“撤职查办”。此后，老蒋算是彻底看清了刘峙的能力，再未让他担任任何军职。
多年后，刘峙在台湾撰写回忆录，在谈及淮海战役时，他将自己摘了个一干二净，甚至说：“大兵团无后方之作战，本属冒险，竟不能发挥勇猛果决之精神，则危险甚大。杜聿明放弃徐州，本属冒险，却不能发挥勇敢果断精神，以迅速的行动击破共军，以致陷全军于危殆。”
刘峙将锅甩给了杜聿明，可闭口不提，为何杜聿明带着徐州“剿总”主力被解放军包围在陈官庄的时候，他这个总司令却不在。
原来，刘峙在徐州蒋军大撤退之前，就跑去了相对安全的蚌埠，对外宣称是协调指挥这里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放着徐州的三十万主力不管，去协调新组建的，没有多少战斗力的李、刘兵团，这明显是借口。
除了甩锅杜聿明，刘峙还指出徐州之战，主要是南京“国防部”来插手指挥，他这个总司令，只是个任人摆布的“童养媳”。“国防部”还不是秉承的老蒋的意思，刘峙不敢直接指责老蒋，只能含蓄的表达不满。
从淮海战场逃离的原十六兵团司令官孙元良，偶然间得到了刘峙的这本回忆录，他翻看后，气愤不已。
在一次黄埔将领的聚会上，孙元良骂道：“徐州之战，刘峙对战局根本就不清，对共军作战企图更是断不明。指令一会儿让我们往东，一会儿又让往西，完全没有个准头。到了后来，竟然干脆跑去了后方，现在倒好，把责任都一股脑地推给杜光亭，这不是满口谎言是什么。”
一个将领说：“刘峙这是想给自己留个好名声呢。可战场上的事儿，大家心里都有数。我当初带着部队在前线苦战，请求支援，刘峙那边呢，一会儿说物资在路上，一会儿又说兵力调配不过来，结果呢，我的师孤立无援，只能眼睁睁看着防线被突破。”
孙元良说：“其他人姑且不说，黄百韬就是被刘峙给坑死的，如果第七兵团能早几天撤到徐州，那么后来的战局，还有挽回的余地。”
由于争议太大，刘峙的回忆录，印刷数量不多，主要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内部传看，看过的人，骂的多，夸的基本没有。
由此可以看出，像刘峙这类人写的回忆录，只能作为参考，万万不可全信，否则就真的被带到沟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