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汤恩伯的女儿披麻戴孝，趴在父亲的棺材上痛哭，别人拉都拉不起来。 1931年，汤恩伯开始担任国军陆军第2师的中将师长，负责指挥这一精锐部队。在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汤恩伯做了两件事，这两件事对其部队和整个国军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他在校期间，根据日本的教材和当时欧洲的治军理念，系统化地编写并教授了《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一书。这本军事教材主要涉及了学员从排长、连长到营长等重要职位的军事素质和指挥能力的培养。蒋介石和白崇禧等人对这本教材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国军的嫡系部队和桂军中广泛推广，成为军官们的必修教材。 其次，汤恩伯的教学方式也影响了许多学员。无论天气如何，他都亲自陪同学员们进行跑操，并在战术演练课上亲自上阵，和学员们一起滚爬在演习场地，耐心地指导战术动作和队形安排。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在当时的军校产生了影响，后来也延续到了他所指挥的抗日战场，形成了汤恩伯军团特有的风格。 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第一印象是“文武兼备”。然而，年轻时的汤恩伯并不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也缺乏典型的军人气质。如果用现代的标准来评价，他更像是一个行为随性，但精于社交和钻营的“社会人”。汤恩伯的家境优渥，但在家族长辈眼中，他从小便是个顽劣的孩子。18岁时，汤恩伯进入浙江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后曾短暂担任体育教员。 1920年，21岁的汤恩伯考入了广州的援闽浙军讲武堂，正式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然而，这段生涯很快就中断了。由于浙军的溃败以及他无法忍受军中的艰苦，汤恩伯很快便离开了军队，回到老家。没过多久，他因惹事生非犯了官司，不得不逃离家乡，最终流落到了杭州。 1954年5月，台北市笼罩在连绵不断的细雨中。在一处庄严的灵堂内，身着素服的汤恩伯女儿跪伏在棺木前，双手紧紧抓住棺木边缘，嘶声痛哭。周围的亲友试图将她搀扶起来，却都未能如愿。这位陆军二级上将的遗体刚从日本运返台湾，还未入土为安，他的女儿就这样一直守在棺前，仿佛要将这些年未能尽孝的遗憾，都在这最后的时刻倾诉完全。 汤恩伯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来往的宾客不多。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将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竟是如此清冷。五十四岁，对一个军人来说正值壮年，却因为一场手术意外，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因为胃病日益严重，多次想要前往美国就医。然而囊中羞涩的窘境，让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最终，他只得选择了费用相对低廉的日本医院。 就在一周前，汤恩伯还在东京的手术室内经历着最后的挣扎。第三次手术时，麻醉后的他突然剧烈挣扎，发出痛苦的呼喊。尽管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抢救，但终究未能留住他的生命。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传回台湾，令人震惊。蒋介石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只是简短地说了句＂死了也好＂，就再无其他表示。 此时此刻，在台北的灵堂内，汤恩伯的女儿依然无法平复内心的悲痛。虽然父亲生前有诸多争议，但在这个时刻，她只是一个失去至亲的女儿。周围的人都看得出，她的哭泣不仅是为父亲的离世，更是为那些未能实现的愿望与遗憾。特别是父亲生前想去美国治病的心愿，至死都未能如愿。 1939年1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设立游击干部训练班时，决定将其命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游击干部训练班”，并简称为“南岳游干班”。起初，汤恩伯被任命为班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不久后，蒋介石亲自兼任班主任，白崇禧和陈诚则担任副主任，而汤恩伯则继续担任教育长，叶剑英担任副教育长。但实际上，游干班的日常工作仍由汤恩伯和叶剑英直接负责。南岳游干班共办了三期，培训了超过3000名学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了抗日游击战的骨干力量。 在这批游干班的将领中，汤恩伯给共产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人直率，秉持“对事不对人，争事不争利”的准则。在主持南岳游干班期间，汤恩伯的气魄、真诚与认真态度，深深感染了所有学员，包括中共的成员。在与叶剑英的合作过程中，汤恩伯始终以诚相待，尊重并真诚对待叶剑英。1939年4月，由于战事需要，汤恩伯被调任河南前线，5月，李默庵接任教育长，叶剑英感叹道：“将军一去，南岳云消”。 1941年1月，汤恩伯驻扎河南不久，便引起了日军的警觉。为了彻底消除汤恩伯及其部队的威胁，日军决定发动豫南会战，试图通过一次大规模的攻击夺取河南全境。此次会战是抗战期间唯一一次，日军将其主力集中发起的会战，目标明确就是消灭汤恩伯和他的31集团军。日军的阵容强大，集中多个师团对河南进行全面进攻。 942年1月，汤恩伯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统一指挥第15、第19、第31集团军等部。名义上他是蒋鼎文的副手，但实际上在许多方面都拥有较大的独立性，甚至连补给作业也由后方勤务部门直接负责，绕过了洛阳长官部。蒋鼎文曾向李宗仁抱怨说：“他眼睛长在头顶上，这个职位，我早就不想干了，但我辞职，委员长又不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