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向忠发叛变，周恩来半信半疑。向忠发知道周恩来住所，若叛变，特务一定会来搜捕。为查证他是否叛变，周恩来决定先搬离自己的寓所，住到都城饭店，又让谭忠余带人监视自己原来的寓所。 向忠发是湖北汉川人，工人出身，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共产国际当时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性，认为＂无论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担当领导＂，向忠发因此在中共＂六大＂上被选为总书记，接替了前任知识分子领袖陈独秀和瞿秋白。 然而，向忠发上任后并不称职。随着国民党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他变得消沉起来，把日常工作推给周恩来，自己则与一个叫杨秀贞的女子同居。正是这段感情，最终导致了他的被捕和叛变。 顾顺章叛变后，为了确保安全，周恩来强令向忠发与自己同住在小沙渡路的住所，杨秀贞则暂时借住在任弼时夫人陈琮英那里。中央决定向忠发立即转移到根据地，但向忠发执意要见杨秀贞最后一面。周恩来无奈同意，但约定见面后立即返回，不得在外过夜。 然而，向忠发一见杨秀贞，便将与周恩来的约定抛至九霄云外，当晚在杨秀贞处留宿。第二天他租车返回时，在出租车行被人指认，随即被捕。 向忠发被捕的消息，通过一个意外的渠道传到了黄慕兰那里。黄慕兰原名黄彰定，曾是国民党妇女部部长，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机要秘书和中央特科成员。当天下午，她正与上海著名大律师陈志皋在霞飞路霞飞坊附近的东海咖啡馆里交谈，陈志皋的老同学、在法租界卢湾捕房当翻译的曹炳生突然进来。闲聊中，曹炳生告诉他们：＂今天巡捕房里出了一桩大事情，早上嵩山的巡捕房捉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目，押送到卢湾来了。这人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一双手九个指头，镶着金牙齿。＂ 黄慕兰听到这个描述，立即意识到被捕的可能是向忠发。她推说身体不舒服匆匆离开，回家后立即给负责情报和营救工作的潘汉年打了电话。 潘汉年立即找到康生报告情况，康生随即前往周恩来位于小沙渡路的住所。周恩来听完汇报，意识到情况极其危险。向忠发知道他的住所，还有钥匙，如果叛变，肯定会带特务前来抓捕。 周恩来当机立断做出三个重要决定：一是立即撤离小沙渡路的住所，与李富春一道躲入四马路由外国人开的都城饭店；二是指派特科三科负责人谭忠余带人在自己原寓所附近监视；三是安排党内其他领导人迅速转移。 谭忠余带领几位红队队员，在周恩来居住的小沙渡路摆了个馄饨摊进行监视。半夜时分，他们发现一群特务模样的人来到周恩来原寓所，用钥匙打开后门。但这伙人离去时，并未逮捕任何人。 周恩来决定深入调查真相，他指示潘汉年：＂务必查清向忠发被捕后的表现，最好拿到最有力的证据审讯记录。＂潘汉年接到任务后，意识到完成这一任务难度很大，必须动用他近期刚刚发展的一个关系网。 此前，潘汉年已经开始将获取敌方情报的方式从＂打进去＂为主转变为以＂拉出来＂为主。他想到了一个叫吴汉祺的人。吴汉祺在大革命时期是北伐军中的政工人员，当时跟潘汉年有过交集，彼此知道对方的背景。后来吴汉祺投靠了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做情报工作。 潘汉年发现他的助手欧阳新也认识吴汉祺，两人在大革命时期都曾在武汉国民政府工作，有过一些交往。欧阳新1929年到特科从事情报工作后，一直以新闻记者身份为掩护。潘汉年决定让欧阳新出面与吴汉祺接触。 为了创造接触的理由，他们设计了一个策略。当时的社会上有传言说中国存在一个＂社会民主党＂，实际上这个党派并不存在，是陈立夫的CC系捏造出来的。但社会上，甚至连国民党及其特务体系也不知底细。潘汉年让欧阳新打着社会民主党干部的旗号，接触吴汉祺。吴汉祺很想通过欧阳新，打探有关社会民主党的情报，于是上钩了。 欧阳新多次与吴汉祺见面，每次都给他一些钱财。在一次关键的会面中，欧阳新很大方地给了吴汉祺100元，但明确表示：＂这笔钱是预付的，若拿不到有价值的情报，失去了信誉，就不好交代了。＂他暗示吴汉祺可以通过军警系统打探情报。 吴汉祺想起自己有个姓徐的朋友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还有一个哥哥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总务长，这是两处很好的情报来源。欧阳新要求吴利用这两个关系套取情报，吴汉祺表示会竭尽全力。 潘汉年通过吴汉祺的关系，让他跟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徐某联系，最终找到了警备司令部保管向忠发供词的文书。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文书同意以1000元的价格带出向忠发供词的抄件。 拿到供词后，周恩来亲自审阅，发现其中叙述的有关中共中央的机密内容，是仅为主持中央工作的少数核心领导才掌握的。特别是中共特科领导改组的情况，更是只有向忠发、周恩来等几个人知晓。这类内容敌特方面绝难伪造，结论只能是向忠发确实叛变了。周恩来随即指示各地党组织，中止一切筹备中的悼念向忠发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