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日军三万余人进攻热河，然而东北军汤玉麟部和万福麟部竟一触即溃，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孙殿英却率领他的四十一军在赤峰和日军展开了阻击战，东陵大盗一时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1933年元旦，日本军队挑起了山海关事件，这是他们对热河发起试探的前奏。紧接着，1933年2月21日，日寇及伪满军10万余人以锦州为基地，分三路向热河省发起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热河的防守形势岌岌可危。 当时，东北军约有10万余人驻扎在热河境内。这支军队本应成为热河的坚强守护者，但实际情况却令人担忧。东北军并未做好抵抗的准备，从最高统帅张学良到各级军官，似乎都没有做好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打算。防线处处漏洞，部队之间缺乏协同，战前准备几乎为零。 更为致命的是，自从失去了富庶的东北老巢，特别是失去了东北兵工厂后，东北军的装备、训练以及后勤补给都大不如从前。许多士兵离开了家乡，士气低落，战斗力自然也大幅衰退。一支军队若缺少了装备、训练和士气，如何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热河守军的内部构成也十分复杂。驻守热河的中国军队主要分为两大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是由张学良担任总司令的东北军嫡系部队；第二集团军则是一个大杂烩，既有东北军，也有自发抗日的义勇军，还包括汤玉麟部以及杂牌军如孙殿英部等。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表现更是令人失望。面对日军的入侵，汤玉麟不是全力组织抵抗，而是采取了＂两边下注＂的策略，与日军眉来眼去，试图左右逢源。当热河战局日益恶化，东北军节节败退时，汤玉麟想到的不是如何挽回危局，而是如何保护自己的财产。他竟然扣留了前线急需的200多辆军车，用来向天津租界运送自己的家产。在这样的指挥官带领下，东北军怎能不败？ 与此同时，日军的优势也不容忽视。1933年的日本帝国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远超当时的中国军队。他们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有充足的后勤保障，还有来自当地汉奸的情报支持。 战争爆发后，东北军的溃败速度令人震惊。短短一个月时间，热河的战局便急转直下。日军的攻势如同洪水般冲垮了东北军的防线，重要城市相继陷落。到1933年3月21日，日军占领了兴隆。 面对这样的局面，国民政府和张学良虽然在全国抗日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对日本侵略作出反应，但其应对显得被动而无力。东北军在热河的表现，也再次证明了少帅张学良此前在指挥作战方面的不足——＂东北军在少帅的统帅下，就从未取得过胜利，热河事变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在热河战场上，当汤玉麟部和万福麟部的东北军主力纷纷溃败之际，一支被称为＂杂牌中的杂牌＂的部队却表现出了让人意外的顽强抵抗精神。这支部队就是由孙殿英率领的第四十一军，他们在赤峰地区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阻击战，为热河抗战写下了一段特殊的篇章。 孙殿英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在许多人心中，他是那个带领部下盗掘清东陵，亵渎慈禧太后陵墓的＂东陵大盗＂。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就是这样一个争议人物，在民族危亡之际却展现出了爱国情怀和军事才能。 1933年2月下旬，当日军向热河发起全面进攻时，孙殿英的四十一军被派往赤峰一带布防。与东北军的主力不同，孙殿英似乎深知这场战斗的意义。在日军攻势凶猛的情况下，四十一军并未像其他部队那样迅速崩溃，而是选择了坚守阵地，与来犯之敌展开激烈交火。 参考资料中明确记载：＂反而是杂牌中的杂牌孙殿英部，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对日寇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也给了日寇不小的杀伤。＂这种表现，与汤玉麟两边下注、崔兴武逃跑投敌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赤峰地区的战斗中，孙殿英部队虽然武器装备远不如日军先进，但他们利用地形优势和灵活战术，给予日军一定打击。他们在赤峰城外与日军展开了激烈交锋，尽管最终因为力量悬殊而未能阻止赤峰陷落，但这种抵抗精神无疑值得称道。 随着热河全境沦陷，战斗并未结束，而是转移到了长城一线。长城沿线成为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新防线，一场更为激烈的战斗在长城各关口展开。此时，不仅有孙殿英部参与作战，还有更多的中国军队加入了这场保卫家园的战斗。 喜峰口之战是长城抗战中最为著名的战役之一。1933年3月9日，日军铃木师团猛攻喜峰口，宋哲元率领的第29军在此奋起抵抗。面对日军的飞机大炮，29军将士发挥近战、夜战特长，组织了著名的大刀队夜袭日军营地。在夜色掩护下，大刀队员们手持大刀，冲入敌营，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措手不及，阵脚大乱。这次战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战歌从此传遍大江南北。 尽管热河抗战最终以中国军队战败告终，但这场战役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和民族精神，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关注和谴责，也为中国后续的抗战积累了宝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