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1961年说，当年红军长征途中他曾经问过毛泽东，我们到底要去哪儿。毛泽东回答：“我考虑还是要往北。”刘伯承将军在说这句话时字里行间都是对于毛泽东主席的敬佩。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中华大地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
其中，红军的长征无疑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大壮举。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红军克服重重困难，进行了两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移。
在这场伟大的迁徙中，一个决策对于革命的未来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往北”策略。
红军长征前，共产国际派来的博古、李德等人在党内占据了重要的领导地位。但在面对国民党的连续围剿、屡屡失败的战局下，党内“左倾”的战略导向开始受到挑战。
湘江之战，是这一挑战的焦点。为了切断红军的长征路线，国民党布下了三道封锁线，用炮火对红军进行压迫。
红军虽然成功突围，但也付出了近六成的代价，这无疑对红军的士气和力量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这样的损失，让党内开始对“左倾”战略表示质疑。毛泽东以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研究，开始对“左倾”战略提出挑战，并强调需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制定战略。
他认为，目前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客观因素，而是由于党的战略出现了问题。
在此关键时刻，刘伯承、王稼祥和聂荣臻等将领公开支持毛泽东的看法。
王稼祥更是明确表示，与博古等人相比，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更加合适当前的局势。这一支持，为毛泽东后续的决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长征的过程中，毛泽东提议，红军应当向北方向转移，到达贵州建立新的革命基地。贵州地势险峻，是建立新基地的理想之地。而这一决策，也得到了刘伯承、聂荣臻等将领的支持。
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并没有立刻得到全党的认可。博古等人仍坚持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的策略。
为了解决这一争议，红军在黎平召开了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策略。在会议中，周恩来明确指出，当前的战略问题并不是敌我力量悬殊，而是战略导向的问题。
毛泽东在会议上也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他指出，北上遵义的路线旨在为红军争取到一个相对稳固的根据地，以便更好地进行后续的反攻。
而且，遵义地区的地理位置和群众基础都为红军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他也明确指出，这一决策不是对红二、六军团的抛弃，而是为了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与它们汇合。
王稼祥、刘伯承和聂荣臻等将领也在会议中为毛泽东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他们认为，红军需要一个新的战略导向，而不是机械地遵循过去的策略。这一新的战略导向应该更加注重红军的实际情况和中国革命的特点。
在经过激烈的讨论和争论后，黎平会议最终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提议行动。
这一决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战略导向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从此，党开始真正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在遵循新的战略导向后，红军不仅成功渡过了湘江、乌江，还在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党再次确立了正确的战略导向，并进行了重要的领导班子调整。毛泽东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成为红军的实际领导者。
红军的长征，不仅仅是一次壮丽的军事行动，更是一次战略思维和导向的转变。
这一转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中共中央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形成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总的来说，红军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到成熟的一个重要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党学会了如何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略导向，如何在逆境中坚持正确的方向，如何在面对外部压力和党内分歧时坚定信念。这些宝贵的经验，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