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周以来，突厥汗国势力日盛，控弦百万。唐初，突厥为了称霸中原，极力扶植操控各种中原政权，如窦建德、刘武周和梁师都等割据势力来提高自身的地位，这成为了唐朝的心腹大患。 李渊为了恢复经济，休养生息，选择对突厥称臣，以求得和平的外部环境。 唐朝建立后，与东北地区的高丽（即高句丽）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来往。高丽荣留王高建武登基后，主动向唐朝示好，自武德二年（619年）起，多次派遣使臣赴唐朝贡。李渊奉行以“和”为主的外交政策，与高丽确立了宗藩关系。唐与高丽曾相互遣返了隋朝与高丽作战（参见词条三征高句丽）时的战俘。武德七年（624年），高建武遣使臣入唐请求颁历，次年（625年）请求学习佛教礼法。 面对高丽的请求，李渊采用“以夷制夷”的方法，一面遣刑部尚书沈叔安册封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公、高句丽国王，并同时册封了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从武德四年开始，百济就遣使朝贡）。同年再封新罗真平王金白净为上柱国，封乐浪郡王、新罗王。他对三国一视同仁，达到了牵制高丽，稳定边疆的目的。武德九年（626年），高丽封闭了新罗和百济到唐朝的道路，多次侵犯两国，新罗、百济上报唐朝。李渊派员外散骑侍郎朱子奢前去调解，三国纷纷上表谢罪。当时唐朝地位不稳，无力插手朝鲜半岛的三国事宜，采取了中立的态度。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高丽频繁派使臣入唐，接受唐的册封，引进唐朝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双方关系十分密切，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