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某地出了个牛人，号称二爷，黑白两道通吃，残忍狠辣，据说手下亡魂无数，报仇从来不过夜！ 茶馆里说书人拍醒木时总要压低嗓门，仿佛声音大些就会惊动城西那座青砖院落。二爷的宅子临着乱葬岗，后墙根常年渗着暗红，卖糖画的瘸腿老头说那是浇不净的血气。城门口告示栏贴着通缉令，但凡画着红圈的，不出三日准会有人瞅见巡警队长亲自捧着热腾腾的油纸包往二爷府上送——里头裹着刚剁下来的手指头，用粗盐腌得发硬。 可就这么个活阎王，腊月初八会在城隍庙施粥。褪色的绸衫裹着佝偻身子，二爷握着铁勺的手背青筋暴起，分粥时总要盯着领粥人的眼睛看。那年大雪压垮贫民窟，有个扎红头绳的小丫头踮脚递上空碗，二爷突然把铜勺往锅里一摔，当夜城南当铺就少了十二件羊皮袄子。更夫老周赌咒发誓，亲眼看见二爷翻墙时，腰上别着的不是枪，是半块发霉的桂花糕。 青帮堂口的香案底下压着本泛黄的账册，密密麻麻记着二爷的规矩：贩烟土的得给学堂捐三成利，逼良为娼的要把姑娘们户籍迁进自家祠堂。码头扛活的赵大脚被日本人打断腿那晚，三十七个黑衣汉子摸进日军驻地，第二天护城河上漂的东洋军服鼓得像泡发的馒头。老百姓蹲在茶馆门槛上嚼舌根：“二爷这尊恶神，倒是镇住了城里的牛鬼蛇神。” 账房先生老金抖着手摘掉圆框眼镜，他替二爷管了二十年账，最清楚书房暗格里锁着的不是地契银票，是码得齐整的小学课本。去年春汛冲垮义学，二爷把来劝他捐钱修庙的商会老爷踹进泥水里，转头拆了自家两进院子的大梁。学生们在瓦砾堆里拾到过带弹孔的《千字文》，扉页题着“玉堂”二字——那是二爷被灭门的本名，光绪三十三年后就没人敢提。 日本人进城那日，全城赌坊的骰子突然都灌了铅。二爷蹲在城门楼子上啃烧鸡，看着伪军司令的汽车在埋了炸酱面的青石板路上颠成筛子。维持会长的三姨太被做成“人灯笼”挂在电线杆上，肠子缝成的灯罩里塞着抗日传单。北平来的特派员在酒桌上笑问二爷怎么不逃，他捏碎酒盅抹了把脸：“阎王爷给我记的账本太厚，过不了鬼门关。” 那年头活成传奇的人物，终归逃不开时代的铡刀。光复那天，城楼上悬了八年的膏药旗被扯下来时，二爷正躺在酸枝木雕花床上抽大烟。青帮小弟冲进来报信，却看见他们叱咤风云的龙头，正用烟枪烫自己胳膊上的青龙纹身——那底下盖着块碗口大的烙印，是当年租界巡捕房给他烙的“贼”字。 刑场设在当年施粥的城隍庙前，二爷跪着的地方还留着日本军马啃过的牙印。监斩官扔令箭的手直打颤，太阳晃得人睁不开眼。枪响前有人听见二爷嘟囔了句什么，凑近了才听清是在哼童谣：“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三十步开外的槐树后头，扎红头绳的姑娘如今梳着女学生头，怀里揣着张泛黄的卖身契，纸角按着血指印的地方被摩挲得发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