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和杜月笙矛盾激化，在蒋经国的支持下，宣铁吾先拿杜门第一红人万墨林开刀，说：“万墨林有恶势力为后台，我要严惩。”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杜月笙曾是上海滩的显赫人物，但到了1946年，随着其结拜兄弟戴笠的意外坠机去世和国民党对其利用价值的递减，杜的影响力急剧下降。 这一年，苏北平原遭受严重暴雨灾害，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流离失所，纷纷涌向上海及其周边城市寻求避难。在这场灾难中，杜月笙察觉到一个重塑自己地位的机遇。 为了恢复其在上海的影响力，杜月笙策划了一场以募捐灾民为名的选美比赛。他的目的不仅是通过公众活动重建声望，更是试图通过这样的高调活动重新确立在上海的权威。然而，这一切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身边的得力助手。 在杜月笙的圈子中，万墨林是其绝对信任的得力助手。万墨林不仅是杜的大管家，更被视作杜的家人。 抗战结束后，万墨林利用自己的地下组织身份，迅速上升为米业工会的理事长，从而掌控了上海的粮食供应链。这一位置让他在物资匮乏的时期成为了上海经济的关键人物，背后自然少不了杜月笙的支持和策划。 然而，杜月笙的这一策略并没有如预期那样顺利发展。1943年，上海法租界的结束标志着他在当地江湖的地位急剧下滑。随着国民政府无节制的货币发行，导致法币急剧贬值，粮食价格飞涨，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和民众的不满。 万墨林的举措原本是为了帮助杜月笙在经济上大赚一笔，却不料引发了民众的强烈反响，上海市民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推翻万墨林，反对杜月笙。 到了1948年，上海的局势更是紧张。7月的一天，当地报纸头条爆出“万墨林被逮捕”的消息，这一事件由上海警察局局长宣铁吾亲手执行。 宣铁吾，一个从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军官，与蒋经国有着深厚的友谊，这段关系使他在蒋介石眼中占有一席之地。 蒋介石在国共内战末期对其亲信圈内成员的忠诚度和动向保持高度警觉，尤其是对军统的戴笠。戴笠不仅掌控军统，还与杜月笙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两者的关系对于蒋介石的权力基础构成了潜在威胁。 军统和中统在国民党的职能定位上有所不同，军统主要负责军队中的反间谍和反叛乱活动，而中统则负责党内的纪律监察。随着战争的进程，两者间的摩擦逐渐增多，戴笠的权力日益扩大，其在军中的影响力让他获得了“戴魔王”的称号，而蒋介石对此感到不安。 蒋介石为了调解军统与中统间的矛盾，同时削弱戴笠的影响力，秘密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其中包括宣铁吾、钱大均和胡宗南等重要人物。 宣铁吾的安排尤其显得策略性强。他被任命为上海市警察局局长，这一职位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影响力甚至超过了钱大均的上海市市长职位。宣铁吾的职位不仅是政治的需要，更是蒋介石对他个人信任的体现。他的上任标志着蒋介石调控上海特殊政治环境的重要一步。 宣铁吾上任后的人事安排显示了他对中立的严格坚持。他的下属均未涉及军统或中统的成员，这在当时的情报系统中是一种罕见的人事策略。然而，为了表面上的和谐，宣铁吾依然为军统成员安排了一些非关键性的职位，以此作为对戴笠的姿态。 在宣铁吾的指挥下，上海市警察局进行了一系列行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万墨林的逮捕事件。尽管戴笠此时已经去世，蒋介石仍利用这一事件向军统传递警示。 面对警察的打压，杜月笙采取了多种手段反击，试图通过舆论操控和政治操作来保护万墨林。他不仅通过媒体散布信息，试图将粮食价格上涨归咎于战后影响，而非个人行为，还企图通过伪造病历为万墨林争取保外就医的机会。 尽管杜月笙的努力暂时使万墨林得以释放，但这一事件显著削弱了杜月笙的影响力，加深了他与蒋介石之间的裂痕。 此外，宣铁吾在蒋氏父子的支持下，还对其他一些腐败分子和威胁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打击。他命令处决了毛人凤的心腹戚再玉，以及军统特务张亚民。这些行动虽然部分是为了帮助蒋氏父子集中控制权，但也得到了公众的肯定，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社会的害群之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