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盟军给中国划定了15个受降区，其中14个在国内，唯一在境外的是越南河内，其中深意就是抢在法国之前接管越南，于是龙云派遣卢汉率领20万滇军分路进入越南，并在河内接受日军投降，并升起中国国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标志着二战在亚洲的结束。在中国，这一事件引发了一系列的受降仪式，这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胜利成果。 1945年的多个关键月份，中国各地分布着不同的受降仪式，这些仪式标志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以及日本军队正式向中国军队投降的历史时刻。整个中国战区共接受了约128.3万日军的投降，这些投降活动分散在多个关键地点，包括南京、上海、武汉等地。 南京作为中国战区的受降中心，于9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南京这座曾经在1937年遭受严重破坏的城市，如今见证了中国从苦难中恢复与崛起。 在越南河内，9月28日举行的受降仪式，是中国首次在海外以战胜国的身份接受投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仪式由第1方面军司令官卢汉主持，日方则由第38军等单位参加。此外，还有来自美国、英国和越南的代表出席，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努力的认可。 广州的受降仪式在9月16日于中山纪念堂进行。此处不仅是地方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抗战期间广州人民抗日的象征。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主持了仪式，日本第23军等单位的代表在此正式投降。 在潮汕地区，受降仪式于9月28日在汕头举行，由第7战区司令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主持，尽管由于特殊原因他未能亲自出席，但通过其代表徐景唐完成了仪式。日本第103师团和第104师团部分部队在此投降。 在江西南昌，9月14日的受降仪式尤其具有象征意义，地点选择在曾是日本宪兵队屠杀无辜的中央银行大楼。这不仅是对日军暴行的一种象征性清算，也是对牺牲者的一种纪念。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派遣的代表鲁道源在此接受了日本第11军及相关部队的投降。 浙江杭州的受降仪式于9月4日在富阳一个大地主的宅院内进行，由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副司令长官韩德勤主持。 9月11日，上海举行了一场标志性的受降仪式。第3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主持此次活动，日本第13军的司令官松井久太郎及其旗下多个师团正式向中国投降。而在此之前的9月9日，南京已经完成了其受降仪式，由于地理和战略考虑，上海成为此次大型投降仪式的举办地。 与此同时，9月18日，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爆发14周年的纪念日，湖北汉口的中山公园举行了另一场受降仪式。第6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主持了仪式，面对日本第6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及其部下的投降，这一天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在受降地点的选择上，多数考虑到了地理战略和象征意义。例如，平津保地区的受降仪式最初计划在中南海怀仁堂进行，但由于日军的不合理要求和一些内部的混乱状态，地点最终改为了故宫太和殿。10月10日，这一受降仪式在众多北京市民的见证下举行。 在徐蚌地区，受降仪式的地点原计划在徐州举行，但由于苏联红军的介入以及日军的北移，最终决定在蚌埠进行。9月24日，蚌埠的受降仪式由第10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主持，意味着该地区的战事彻底结束。 山东地区的受降则在12月27日进行，这一天也是日军8年前攻占济南的日子，具有极强的历史反讽意义。受降仪式在山东省图书馆大阅览室举行，由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主持，面对日本第43军司令细川忠康的投降，此举象征着长期苦难的结束和地区的和平重建。 此外，台湾地区的受降仪式在10月25日进行，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台湾光复节”。在台北公会堂，台湾警备司令陈仪接受了日本最后一任台湾总督兼第10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的投降，意味着台湾和澎湖列岛结束了长达50年的日本统治，重回中国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