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9月，湘军攻破安庆，曾国藩言：“兵丁大索三日”，也就是纵容湘军劫掠，3天内不受军法约束，大家可以尽情享受。结果，湘军公开抢劫奸淫，屠杀淫掠；3天过后，安庆数万人死亡，如同一座空城。如此，曾国藩被扣上“曾剃头”绰号。 1861年9月5日，安庆城破，湘军如潮水般涌入这座曾经繁华的江南城市。北城墙被炸药轰塌的巨响，宣告了这座皖南第一名城近一年抵抗的终结。对亲历这场浩劫的人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足以让他们终生难忘。 城破之后，曾国藩下令＂兵丁大索三日＂，这意味着湘军士兵在三天之内可以不受军法约束，随意劫掠城中财物。这一命令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以尽，不可取者皆毁之＂，湘军的贪婪与暴行甚至延伸到了死者的安息之地，＂坏垣斸地，至剖棺以求财物＂，连埋葬在地下的尸骨都不放过。 曾国藩幕僚赵烈文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在他的《能静居士日记》中如此记载：＂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髻龀以上皆死，……妇女万余俱为掠出＂。这意味着城中七岁以上的男性几乎被全部杀光，上万名女性则被强行掳走，沦为战利品。面对这样的残酷，即使是见惯了战场的赵烈文也不禁感慨：＂军兴以来，荡涤未有如此之酷者矣＂。 实际上，曾国藩早在城破前70天就已经为这场屠杀做好了准备。在1861年6月26日给其弟曾国荃的家书中，他清楚地写道：＂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以误大事。＂破城后，他又满意地表示：＂初一卯刻，安庆克复，城贼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差快人意。＂ 屠城过后的安庆，已然成为一座死城。赵烈文描述道：＂城中昏昧，行路尚须用烛，至今阴惨之气犹凝然不散，尸腐秽臭，不可向迩＂。到处是＂暴骨如莽＂，＂露骸数千具，臭气尚郁勃，飞蝇集处，攒黑成片，望之惨然＂。这个曾经号称＂万里长江此封侯，吴楚分江第一洲＂的繁华城市，如今只剩下无尽的尸骸与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 李榕在《十三峰书屋全集》中记载，安庆一役，包括援军、城外垒军、降军和城中军民在内，共计有四万余人被杀，是＂军兴以来，杀劫此为最重＂的一次。正是这样的滔天罪行，使得曾国藩被两湖百姓喊作＂曾剃头＂，被皖南百姓称为＂舂骨灰＂——把人骨捣成灰，这一形象的绰号，正是安庆屠城残忍程度的真实写照。 这场屠杀不仅仅是对太平军的惩罚，更是曾国藩有意为之的战略选择，他希望通过极端暴力震慑其他地区的反抗力量。可就在清史官方记载中，赵尔巽却在《清史稿》中将曾国藩比作诸葛亮、裴度和王阳明，称赞他＂公诚之心，尤足格众＂，这与安庆城内万千冤魂的惨状形成了多么讽刺的对比。 安庆的陷落并非偶然，而是曾国藩一系列周密战略的必然结果。早在1860年夏，湘军便开始对安庆实施严密合围。曾国藩采取的是＂围点打援＂战略——不急于攻城，而是耐心围困，等待太平军救援部队到来时再集中兵力击败他们。 这一战略在对付赤岗岭的太平军时显现无疑。陈玉成在此安排了四座营垒，共4000人防守。在曾国藩的重兵攻击下，三座营垒共3000人选择投降，然而降军的命运却格外残酷。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冷血询问：＂今日未接弟信，不知刘玱林一垒究竟如何，其已降之三垒已杀之否？＂这3000名放下武器的士兵最终全部被杀，只有刘玱林一垒坚持抵抗到底的人免于此劫。 类似的惨剧在菱湖北岸再次上演。安庆城外菱湖北岸有太平军营垒十八座，因断粮而投降的8000名士兵同样被尽数屠杀。对于曾国藩而言，杀降不仅是为了泄愤，更是一种战略手段——通过极端残酷的处置方式，瓦解太平军的士气，迫使更多城市不战而降。 陈玉成曾多次尝试救援安庆。1861年8月21日至24日，陈玉成、杨辅清率四五万人陆续进抵集贤关内，并在关口一带扎营40余座。25日，他们分10余路猛攻安庆围师后濠。然而曾国荃指挥湘军固守营壕，待太平军逼近时，枪炮齐发，造成太平军伤亡惨重。几天之内，太平军多次猛攻，均未能突破湘军防线，最终伤亡3000余人，被迫撤退。 安庆陷落后，曾国藩并未急于北上进攻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而是选择＂先清后路＂。他在给部下的信中说道：＂用兵之道，可进而不可退，算成必兼算败。与其急进金陵，师劳无功而复退，何如先清后路，脚根已稳而后进。＂这种稳健的战略思想使他先后派兵肃清了天京上游的许多重镇。 9月6日，曾国荃与多隆阿督军平毁集贤关内外太平军营垒。随后，多隆阿又令穆图善进取桐城，9月7日太平军被迫退出桐城。接着，湘军又连续攻占了舒城、庐江、宿松、池州等地。原本与天京有联系的陈玉成部队，如今成为完全隔离的孤军，只能在皖北地区独立转战。 到1861年11月3日，当随州府也被攻占后，湖北全省重归清廷统治。曾国藩的＂先清后路＂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为最终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