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创作者的容错率是不是更低？
这两天看到了很多关于《想飞的女孩》的评论。关于电影的感受是主观的，喜欢或不喜欢都人之常情，针对电影本体的理性讨论就有意义。但其中也夹杂了一些声音，完全是情绪输出式的谩骂，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甚至上升到对女导演、女演员的人身攻击。甚至还有说文晏“辱女”。这就有点过分了。
我尤其反感的一种言论，是说“女导演现在拍女性题材就是抱着功利态度在消费女性主义。”
为什么女性视角、女性主义的创作要被扣上蹭女性热度的高帽，这何尝不是一种抑制表达，甚至倒逼女性创作者下桌。
前不久电影亮相柏林电影节也被拿来嘲讽，不管实际上看没看过，抱着“我来看你笑话”的心态，扩散当时有人说“看不懂”的评论。事实上，由于《想飞的女孩》在柏林放映时没有中文字幕，英德双语字幕又不能准确表达，对于一部大量对白为四川方言的电影而言，部分观众没看太懂也属正常。
必须承认，华语电影在国外影展放映，不是所有人都能Get到其中的语境。比如2014年娄烨的《推拿》入围柏林，场刊分倒数第一，才1.5；那年三部华语片入围金熊，宁浩的《无人区》也只拿到了1.8分。
更要看到的是，在女性主义还没成为话题词之前，文晏就已经以创作者姿态，在“女人不让坐道具箱”的剧组里尽可能争取话语权。2017年她执导的《嘉年华》入围威尼斯，她是主竞赛单元唯一的女导演，这件事当时本身就是个大新闻。
《嘉年华》涵盖了多年龄层与职业的女性遭遇，甚至有人把它比作中国版《熔炉》，打开了女性创作和女性叙事的切口。
然而，今天，当文晏开心地说“今年《想飞的女孩》入围柏林时，整个电影界女性的创作者比例已经达到了41%，这是当时无可想象的”，她却在互联网上被“开除女籍”，理由居然是“女性主义已经成为女导演女明星表演的工具”——一个纯粹出于主观臆断的、上升到创作先天有罪论的批判。
我在意的是，随着女性创作者、女性作品增加，舆论微妙的态度变化，是否又在悄然发生一种更隐蔽的抑制表达，只是以更冠冕堂皇的方式。比如，因为铁梅说过“重复女性悲惨叙事没意义”，所以现在呈现女性苦难就是“卖弄暴力”，拍女性受害画面就是“身体剥削”。但我们必须看到，女性大量遭受暴力是客观现实，而且，从《嘉年华》到《想飞的女孩》，文晏对受害者的处理始终都非常克制、温柔。
再比如，女性电影就是要展现强大的、独立的、清醒的女性。
这样的女性我们当然喜爱。同期的《初步举证》《还有明天》，我疯狂安利给了身边每一个人，那是另一个Level的女主角，为自己伸张正义、像情书一样爱惜选票。
但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两个主角觉醒和创造新规则之前，她们也曾停留在原地，甚至被剥削而默默忍受，被女儿嫌弃她太懦弱不知道抗争。
一如文晏电影里那些“不够彻底觉醒”的女性，那些不被看见的痛苦，才是大多数底层女性的昨天。
文晏曾在采访里说，“女性既不是圣女也不是蛇蝎，我们是中间所有的、丰富的这些人，好的、坏的、复杂的、立体的，我们要去告诉大家，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女性。”
她的创作初衷就是去呈现这些多样的女性。但去写这样的女性，就要被指责“老土”“落伍”吗？这样的批评倾向，会不会让其他创作者更不敢去写“不完美的觉醒者”？
可为什么女性连觉醒都得完美无瑕啊？！
在《想飞的女孩》里，我看到了文晏导演的野心和想法，她这次大胆进行了类型杂糅的创作尝试。
她说过，“我永远不希望看到一个导演的作品跟他上一部是几乎一样的。”听说她之后项目是仍然会聚焦历史中的女性，而且会是民国背景，我还是会很期待，期待她的下一次突破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