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深处的灰墙总藏着些故事。北京东四某座四合院里，紫藤花架下曾晾着女明星的丝绸睡袍，檀木桌上压着泛黄的《传世藏书》校样稿，这些都是二十世纪末某段隐秘情事的。 当武汉大学少年班出身的商界奇才，捧着季羡林亲批的博士录取通知书站在许晴面前时，没人怀疑这位白手起家的湖南青年能征服世界。他确实用三千万买下京城最体面的四合院，用两本存折摆平了发妻和三个孩子，但命运很快露出戏谑的獠牙。 金融风暴席卷亚洲那年，这位出版界新贵在长安俱乐部端着红酒，笃定自己的传媒帝国能扛住风浪。他把银行流水单拍在桌上：“晴，我们马上能买下整条史家胡同。”许晴记得他眼里的血丝，像被资本怪兽啃噬的困兽。 转年秋天，四合院门前的石狮子见证过多少催债函件。刘波飞东京前夜，许晴在垂花门下发现他掉落的降压药瓶。后来她在采访里反复强调：“早在他出事前，我们就走散了。”这话倒不假——当书房里的《金刚经》换成《资本论》，当紫砂茶具积了灰，放高脚杯的酒柜倒是越换越大。 2017年东京某医院死亡证明上的墨迹，终于给这场错位情爱画上句点。吃瓜群众总爱算那三千万四合院如今值多少亿，却算不清欲望膨胀的速率与真心消逝的轨迹。金融精英的人设崩塌后，留在胡同里的只剩半本未校完的《道德经》残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