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火车上,辜鸿铭手拿报纸,倒着在看。两名德国小伙在一旁用德文嘲讽:“字都不认识,还装文化人!”没想到,辜鸿铭突然抬起头,用一口纯正的德语说道:“你们德国的文字太简单了......” 1871年,一列从英国开往德国的火车上,车厢里弥漫着淡淡的煤烟味,窗外是连绵起伏的欧洲田野。辜鸿铭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拿着一张德文报纸,报纸却是倒着的。他眯着眼,似乎在沉思,又似乎在享受这份安静。 然而,这份平静很快被打破——两个德国青年坐在对面,低声用德语嘀咕:“瞧那个怪人,报纸都拿反了,还装什么文化人!”他们的笑声不大,却刺耳得很,周围的乘客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 辜鸿铭抬起头,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他没有急着反驳,而是慢悠悠地把报纸翻了个面,继续“倒着”看。两个青年见状笑得更大声,其中一个还故意提高了嗓门:“喂,朋友,你是故意搞笑,还是真不识字?” 就在这时,辜鸿铭放下了报纸,用一口纯正得让车厢鸦雀无声的德语开了口:“你们德国的文字太简单了,正着看没挑战,倒着看才有点意思。”接着,他不紧不慢地背起了歌德《浮士德》中的一段,语调铿锵,字正腔圆。 两个青年愣住了,脸上的嘲笑僵成尴尬,车厢里响起一片低低的惊叹声。这究竟是个什么人,竟有如此能耐? 这场火车上的小插曲,只是辜鸿铭传奇人生的冰山一角。他1857年出生在马来西亚槟城的一个橡胶园,父亲是福建移民,母亲有西洋血统,家里常年混杂着闽南语、英语和马来语的交谈声。 这样的环境像一块天然的语言熔炉,锻造出了辜鸿铭过人的语言天赋。十岁那年,他就能流利地说好几种语言,连邻居都忍不住感叹:“这孩子脑子是铁打的吧?” 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他遇见义父布朗先生——橡胶园的英国园主。布朗无子嗣,把辜鸿铭视为己出,不仅教他读书,还带他背诵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歌德的《浮士德》。 辜鸿铭学东西有个怪癖,喜欢死记硬背,偏偏效果惊人。1867年,布朗夫妇决定回英国,临行前问他:“小家伙,跟我们走吗?”辜鸿铭咬了咬牙,点头答应。他隐约觉得,这是个通往更大世界的大门。 到了英国,辜鸿铭像一块海绵,拼命吸收知识。他先在爱丁堡大学拿下文学硕士,后来又跑到德国莱比锡大学钻研文学和哲学。那时的他,已经能用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甚至希腊语挥洒自如。据说,他在德国时曾参加俾斯麦诞辰纪念会,当场用德语即兴演讲,赢得满堂喝彩,连德国人都忍不住问:“这个东方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1880年,辜鸿铭结束14年的海外求学,回到中国。那时的清朝已是风雨飘摇,他在张之洞幕下做了20年幕僚,官至郎中。可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清廷倒了,他的官场梦也碎了。 当他思索下一步棋怎么走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抛来了橄榄枝。1917年,辜鸿铭踏进北大,成了英国文学的教授。 第一天上课,学生们就炸开了锅。讲台上站着个怪人: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脚蹬布鞋,脑后还垂着一条长辫子,活脱脱像从清朝穿越来的。他拄着拐杖,轻轻敲了敲地面,教室瞬间安静。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你们以为学问是什么?是洋装革履,还是满嘴洋文?” 学生们面面相觑,有人偷笑,有人疑惑。接着,他讲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从英文原文到中文意境,娓娓道来,层层递进,连最挑剔的学生都被震住了。下课后,有人忍不住嘀咕:“这老头,真是深藏不露。” 辜鸿铭在北大不只教书,还带着个洋仆人到处晃悠。这仆人穿西装,他穿长袍,两人走在一起,像一幅滑稽的画。可没人敢小瞧他——他的课上,嬉笑怒骂皆学问,随口一句都能引经据典,连蔡元培都说:“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我,一个是辜鸿铭。” 但他也有执拗的时候,比如坚持男女分班上课,理由是“礼教不可废”。蔡元培虽不同意,却也由着他,足见对他的尊重。 辜鸿铭不仅是学者,更是中西文化的摆渡人。他把《论语》、《大学》、《中庸》译成英文,发表在《泰晤士报》上,让西方人惊叹:“原来中国文化这么深邃!”可回到国内,他的保守思想却常被新派人士嗤之以鼻。 有人骂他是“老顽固”,他却回怼:“我顽固?我只是不盲从罢了。”五四运动时,他剪了辫子穿西装,可没多久又蓄起辫子,说:“这不是复古,是身份。” 1928年,72岁的辜鸿铭在北京因感冒去世,走得悄无声息。他留下的,不只是13个博士学位和9种语言的传奇,还有一座中西文化交融的桥梁。那个火车上倒看报纸的人,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智慧,不分东西,不拘形式。 辜鸿铭死后,北大校园里少了那个拄拐的身影,但他的故事却在民间流传。有人说,他是“末代狂儒”,有人说,他是“文化怪杰”。 无论标签如何,他用行动告诉后人:文化自信,不是空话,而是用实力去征服质疑的目光。如今,翻开历史,他依然是那个倒看报纸的传奇,提醒我们勿忘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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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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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哥在三峡
怪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