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荚记》 1973年秋，我背着铺盖卷到冀中平原插队。北风裹着麦秸屑往脖领里钻时，生产队长老郭的咳嗽声总是比上工铃更早响起。这个五十岁的庄稼汉像张绷紧的弓，直到那天往县里拉化肥的牛车突然歪向道沟。 县医院白墙上的血压计水银柱蹿到180，院长把降压药方递过来，老郭盯着处方笺上"壹元贰角"的数字，布满老茧的拇指在衣兜里捻了又捻。返程的牛车上，化肥袋在暮色里泛着青白的光，老郭攥着空药方的手背青筋暴起："庄稼人哪敢生金贵病。" 线宽家的土坯房藏在村西槐树林里。他父亲线老先生捻须沉吟的模样，让我想起城里中医堂坐诊的老先生。不同是诊脉的炕桌上摆着半碗棒子面粥，窗台上晒着蝉蜕和车前子。老郭粗黑的手腕压着蓝布脉枕，老槐树的影子透过窗棂在他脸上游走。 "取槐角七钱，文火焙至焦黄。"线老先生蘸着茶水在炕桌上写方子，院里的芦花鸡扑棱棱飞上柴垛。我跟着线宽举着竹竿打槐荚，青黄的豆荚噼里啪啦掉进荆条筐，惊起一群啄食的麻雀。 村东碾房成了临时药坊。老郭媳妇守着鏊子焙槐角，焦香混着柴烟在巷子里飘。第三天晌午，老郭端着粗瓷碗蹲在场院碾盘上，黑褐的药汤映着日头："这树杈子水，倒比公社发的去痛片熨帖。" 霜降那天，大队卫生所的水银柱稳稳停在120/80。老郭甩着鞭梢催耕的声音惊飞了打谷场的麻雀，线老先生却在一个雪夜悄然离世。那年开春，十几个村的赤脚医生揣着笔记本涌进线宽家，院子里那株老槐树新发的嫩芽上，还沾着去年没掉净的焦黑槐荚。 去年回乡，看见村卫生室窗台上仍摆着密封罐装的槐角茶。穿白大褂的年轻村医笑着说，这老方子配上新血压计，倒是比某些进口药更让老乡们安心。窗外，三十年前我们打槐荚的那片树林，正在春风里沙沙作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