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晚清神医自称梦到未来的新中国，没有租界和治外法权，到处高楼大厦，飞船送人上月球，实现了“社会主义”，鲁迅却嘲讽他在胡说八道。 1910年的中国，八国联军入侵后的中国满目疮痍，巨额赔款如同一座大山压在国家与人民身上。整个社会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中，慈禧太后一手遮天的统治并未给清朝带来转机，反而加速了帝国的崩塌。 北京城的紫禁城内，幼帝溥仪在摇摇欲坠的皇权中度日，而在各地，尤其是沿海通商口岸，西方列强已将中国的领土切割成了一块块＂租界＂。 在这些区域内，中国人的权利被剥夺，甚至不能平等地行走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上海，这座新兴的商业都市，被英法美日等国分割成了几块互不隶属的＂国中之国＂，中国政府对这些地方毫无主权可言，治外法权成为了民族的耻辱标志。 江苏珠溪镇的陆士谔开始了他不平凡的人生历程。陆家曾是当地的书香世家，几代人靠着科举和教书为生。 为了生存，陆士谔做出了弃文从医的选择。他幸运地拜在了当时名医唐纯斋的门下，专心学习医术。经过数年的勤学苦练，他掌握了扎实的医学技能，能够独当一面。离开故乡后，他来到了繁华却充满矛盾的上海。 在上海租界区行医的过程中，陆士谔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医学理念与技术。这是许多仍留在内地的中医所没有的机会。他并未排斥这些＂洋方法＂，反而积极探索中西医结合的可能性。 有一次，他成功救治了一位突发急症的英国商人，凭借这一经历，他获得了一张特殊的通行证，得以在各租界区自由行医，这也让他能够近距离观察到租界内外截然不同的世界。 在行医之余，陆士谔开始尝试写作。他的处女作《精禽填海记》一经投稿就被刊登在报纸上，紧接着《鬼国史》的发表更加确立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 然而，他深爱的妻子染病去世。作为一名医生，却未能救治好自己的妻子，这让陆士谔陷入了深深的愧疚与自责。这 在随后的岁月里，陆士谔成功地兼具了双重身份，既是上海十大名医之一，又是颇有名气的小说作家。 1910年，陆士谔做了一个异常清晰的梦。在梦中，他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没有了租界和治外法权，上海成为了中国人自己的城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街道上行人熙攘，外国人也必须使用汉语与中国人交流。更令人惊奇的是，梦中的中国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安居乐业，甚至有飞船能够将人送上月球。 受那个神奇＂玄梦＂的启发，陆士谔花费心血创作了科幻小说《新中国》。这部作品以梦为载体，大胆描绘了未来中国的蓝图。 更为超前的是，陆士谔在《新中国》中预言中国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不再受到剥削，生活幸福安康。他甚至大胆构想了飞船送人上月球的太空旅行场景，描述了中国人自主研发的航天器如何突破地球引力，将探险家送往月球表面。此外，小说还提到了电子支付系统取代传统货币的设想，以及中国在环境保护与新能源利用方面的先进理念。 《新中国》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并非所有人都持肯定态度。文学大家鲁迅在读过这部作品后，毫不留情地评价其为＂胡说八道＂。这种严厉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在鲁迅看来，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军阀混战，外国列强瓜分，能够不被进一步压迫已属万幸，谈论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只能是天方夜谭。过于美好的幻想不仅不切实际，甚至可能对人民产生误导，让人沉浸在虚幻的希望中而忽视了现实的严峻挑战。 除了鲁迅，当时文坛上对《新中国》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一些持保守观点的文人认为陆士谔的想象过于脱离实际；而另一些思想较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则对书中描绘的未来中国表示认同，认为这种前瞻性的思考恰恰是中国所需要的精神动力。 尽管遭到一些知识分子的批评，《新中国》在民间却大受欢迎。普通读者被书中描绘的美好未来所吸引，从中获得了面对困境的勇气和希望。 当时的政府对这类＂预言文学＂的态度则相对复杂。一方面，官方希望鼓励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担心过于激进的社会制度设想可能引发不稳定因素。因此，《新中国》虽然得以出版，但并未获得官方的特别推广。 如今回顾陆士谔在《新中国》中的那些＂荒诞＂预言，不少已经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