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蒋介石的心腹康泽被俘，全国上下一片欢声笑语，并要求将康泽处死。毛泽东同志得知后，立刻下令道：不能杀，马上把人送到我这里…… 康泽出生于四川安岳的一个普通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三期。在那里，他表现出色，被选送到苏联留学深造，与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同窗共读。回国后，康泽很快在黄埔系统中崭露头角，成为蒋介石重用的心腹之一。 1931年，随着中央苏区的扩大和红军力量的壮大，蒋介石下令成立专门的镇压力量。康泽向蒋介石提出建立＂南昌行营别动总队＂的计划并获批准，自己出任少将总队长。 值得关注的是，康泽的＂别动队＂曾与日本特务机构有过暗中接触。他们交换情报，学习日本宪兵队的审讯和破坏技术，甚至采用了类似的组织结构。因在反共事业中的＂突出贡献＂，康泽与军统头子戴笠并称为国民党的＂康戴二公＂，权势滔天。 然而，权力使人膨胀。随着三青团的建立和壮大，康泽逐渐把持青年组织，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此时蒋介石已经计划将三青团交给儿子蒋经国掌管，但康泽却不识时务，依旧我行我素。最终，蒋介石震怒，指责康泽＂把持青年团造反＂，将他打发出国＂考察＂。 对于蒋介石来说，这是一种变相的贬谪。康泽出国后，发现回国之路并不容易。蒋介石并不打算让他轻易返回权力中心。直到一年多后的1947年，康泽才借参加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的机会，不等批准就先斩后奏地回到了国内。尽管他在这届会议上还当选了中常委，但好景不长。 年底时，一个意外的任命传来：蒋介石委任康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驻地襄阳。表面上看是高升，实则是危险的外放。黄埔出身的康泽虽然长期从事政治和特务工作，却没有实际的前线指挥经验，而此时全国战局已经对国民党极为不利。 后来张治中向康泽坦言，让他去绥靖区是自己的主意，目的很简单：＂现在共产党闹得很厉害，像贺衷寒、康泽这些人，一个划一块地方给他们，让他们去和共产党斗，免得他们在南京发牢骚。＂这一席话道破了康泽被委任襄阳的真相——不过是一种政治放逐。 1948年初，康泽磨蹭了几个月才到达襄阳上任。他到任后发现，蒋介石之前承诺的部队增援都是空头支票。国防部告诉他，命令可以下，但部队一时都到不了。康泽心中凉了半截，但还是请来了被称为＂川军第一战神＂的郭勋祺协助防守。 襄阳自古为军事要地，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但康泽面临的敌人不是普通对手。中原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决定实施＂钻空投篮＂战略，打击襄樊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他们敏锐地抓住东北、华东战场吸引蒋介石主力的时机，集中兵力突击襄樊。 作为守城主将，康泽对战局的判断存在严重错误。他认为共产党军队不过是地方武装，实力有限。同时，他过分相信襄阳南面虎头山一带的防御工事，认为解放军缺乏攻坚武器，无法攻破。这些错判导致他在防御部署上出现致命失误，未能预见王近山将从西面发起进攻。 面对襄阳这个难啃的硬骨头，解放军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提出了＂刀劈三关＂的战术。他没有选择进攻南面的虎头山，而是瞄准了西面的狭窄走廊，从汉水和琵琶山、真武之间突破，直插襄阳西门。 这一战役中，王近山手下的＂六纵三虎＂——116旅尤太忠、117旅李德生、118旅肖永银各显神通。王近山巧妙地利用李德生善于攻坚的特点，让他主动请战担任主攻，突破西门；尤太忠率部冲入城中扩大战果；肖永银则负责攻打东门。 经过激烈战斗，李德生率领的十七旅连克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三关，于7月14日控制了西门石桥。康泽被迫将南山防守部队撤回城内。7月15日晚8:30，解放军发起总攻。在仅剩92发炮弹的情况下，王近山将全部炮弹都给了李德生，打开了西门豁口。十八旅从东门攻入，最先冲到康泽的指挥所杨家祠堂。 次日早晨，康泽发现城墙上已经是解放军战士在走动，知道城池已经失陷。蒋介石仍在发电报鼓励他坚持，但援军遥遥无期。最终，康泽在碉堡内被十八旅五十四团战士发现。当时，他头部中弹但未致命，从死人堆里被俘获。 1948年，蒋介石的心腹康泽被俘的消息传开后，全国上下一片欢声笑语，并要求将康泽处死。毛泽东同志得知后，立刻下令道：＂不能杀，马上把人送到我这里。＂ 毛泽东为何对这位＂苏区覆灭的主凶＂网开一面？他本人给出了详细的解释。在审阅了康泽的认罪材料后，毛泽东指出：＂康泽交罪交得彻底，认罪认得深刻。＂他认为＂改造好一个特务头子的意义，不亚于改造好一个末代皇帝＂，显示出对康泽改造价值的高度评价。 康泽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过程中，认真学习，反思过去，积极参与劳动。这种改造模式不仅适用于康泽，也推广到其他战犯身上，取得了显著效果。 宽大政策对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投诚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当得知像康泽这样罪行累累的人物都能获得宽大处理时，更多的国民党军官选择了投诚。这在解放战争后期尤为明显，加速了战争的胜利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