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原野战军女干部谢建华得知丈夫何田没死，改名秦辉燕在江汉军区当参谋长。她连夜赶去相见，秦辉燕却喊她“婶婶“。原来何田重伤后改名参加革命，以为妻子改嫁了。两人重逢后，秦辉燕笑说：“当年不是你教俺识字，哪有今天的秦辉燕？” 在革命战火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携手同行的伴侣。他们的感情在战斗的洗礼下更显深厚，既有同志间的关怀，也有夫妻间的扶持。李大钊与赵纫兰的婚姻，就是这样的例子。 李大钊曾这样形容赵纫兰：“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既是我的妻子，又像我的母亲，还是我的姐姐。”赵纫兰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一名坚定的革命支持者。她深知丈夫投身革命事业，便默默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努力维持后方稳定。 为了让李大钊完成学业，她不惜借钱支持。她曾说：“你是为劳苦大众而生，我是为你而生。”李大钊在狱中回忆起这些往事，仍心怀感激。他在自述中提到，家中贫寒，仅有薄田数十亩，学费全靠妻子辛苦操持，典当借贷，才得以完成学业。 南昌起义失利后，朱德率部在湘南艰难转战，并与中共耒阳县委妇女部部长伍若兰结为夫妻。井冈山会师后，她担任红四军政治宣传队队长，被称为“双枪女将”。1929年初，红军在赣南遭遇突袭，伍若兰为掩护部队，将敌人火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不幸中弹被俘。 敌人逼她与朱德脱离关系，她坚定地回答：“要我同朱德脱离，除非赣江水倒流！”同年2月12日，她在江西赣州被害，年仅23岁。朱德曾回忆，她不仅擅长宣传工作，还能冲锋陷阵，是智勇双全的女性。美国作家在相关著作中提到，伍若兰在农民中声望极高，是一位无畏的农民运动组织者。 那是1935年的寒冬，秦辉燕那时还叫何田，与妻子谢建华新婚仅三日。身为地下党员，他原本想陪伴妻子度过一段温馨的蜜月，却不料组织突然下达紧急任务，临行前，他匆匆留下了一条蓝布头巾，上面写着：“保重，等我凯旋。” 数月后，谢建华接到组织的噩耗——何田同志在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年轻的妻子悲痛欲绝，她将丈夫的一件旧棉袄深埋地下，以作纪念，随后毅然投身革命洪流。 岁月荏苒，十多年过去，谢建华已是中原野战军的一名女干部。1949年，一个清晨，一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击碎了她的平静——何田没有牺牲！他当年身负重伤，被人所救，改名换姓，现已是江汉军区的秦参谋长！她来不及细想，顾不上收拾行装，连夜翻山越岭，跋涉数百里，只为与朝思暮想的丈夫重逢。 当她终于站在江汉军区大院，心跳如擂，手心沁满汗水。一位年轻的参谋长缓步走出，谢建华一眼便认出了他左眉上的刀疤。然而，对方神色平静，语气疏离地说道：“婶婶，你认错人了吧？” 谢建华怔住，难道自己真的认错了？她深吸一口气，缓缓解开衣领，露出锁骨上一枚暗红的胎记。那一刻，参谋长手中的文件哗啦啦散落一地。十几年来，他一直以为妻子早已改嫁，因此再无音讯。此刻，面对熟悉的身影，他嘴角微微上扬，眼中泛起泪光，轻声笑道：“当年不是你教俺识字，哪有今天的秦辉燕？” 1918年，26岁的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面临继续求学或工作的选择。当时，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向他和学生们写信，提及法国正在招募工人，一些教育界人士建议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并鼓励他们把握机会。 抵达北京后，毛泽东暂住在杨昌济家中，不久后，他与同学们在三眼井租房居住，距离杨家不远，因此师生往来频繁。那年，毛泽东26岁，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18岁。在寒冷的北京，两人逐渐产生了深厚的情感。多年后，毛泽东回忆道，正是在那个时期，他遇见并爱上了杨开慧。1927年，他在湘赣边组织秋收起义，不得不将妻子和孩子留在长沙，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是永别。 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离开长沙，杳无音信。直到1928年10月，杨开慧才收到丈夫从井冈山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提及他的脚伤未愈。看到信件的那一刻，她内心激动，因为她终于确认，丈夫仍然活着。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被处决。临终前，她对孩子们说道：“如果你们将来见到爸爸，就告诉他，我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也一直想念他。”这成为她的最后遗言。 在中央苏区瑞金，董必武与陈碧英曾共同度过一年四个月的时光。然而，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董必武接到随部队行动的命令，而陈碧英因体检不合格，无法同行。1960年10月，董必武重返瑞金，仍对妻子念念不忘。他向身边的人说道，陈碧英比自己小二十多岁，夫妻感情深厚，如果她还活着，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她。当地政府随即展开调查，却未能获得任何线索。 原来，当年随着战局恶化，国民党部队进驻各地，母亲担心陈碧英的身份暴露，带着她隐居山村。面对母亲的哀求，她最终答应嫁给村里一位年近四十的农民。新中国成立第二年，她得知董必武仍然健在，且已再婚，叹息道：“这是命啊。”1983年7月，74岁的陈碧英去世，而董必武已在八年前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