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夷吾病榻论相》读后感 （2025年3月23日） 《东周列国志》第二十九回以“管夷吾病榻论相”为核心，通过管仲临终前对齐桓公的谏言，展现了古代政治家的智慧与人性洞察力，同时也揭示了权力更迭中的深刻教训。这一回不仅是历史叙事的缩影，更是一面映照人性与治道的明镜。 一、人性之辨：违背常情者不可用 管仲在病榻前对齐桓公推荐的易牙、竖刁、开方三人逐一否定，其核心逻辑在于“违背人之常情”。易牙烹子献食，竖刁自残侍君，开方弃亲求荣，这些行为看似极端“忠诚”，实则反人性。管仲指出：“人情莫爱于子”“莫重于身”“莫亲于父母”，若连至亲至己皆可牺牲，其忠诚必是虚伪，所求必是更大私利。这种洞察直指人性本质——真正的忠诚需以健全的人性为基础。反观现代职场，阿谀奉承、牺牲家庭以迎合领导的现象仍屡见不鲜，管仲的警示跨越千年仍振聋发聩。 二、治国之要：以德性与能力为权衡 管仲对相位的选择标准体现了“德才兼备”的治国理念。他否定齐桓公宠臣后，虽与鲍叔牙有深厚情谊，仍直言其“善恶过于分明，不可为相”，而推荐隰朋，因其“不耻下问，能容人之小过”。这种选择超越了私人情感，完全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隰朋的“宽厚”与“务实”，恰是调和政治矛盾、凝聚民心的关键。管仲的智慧在于：治国者需既有原则又能包容，既重能力更需德行。这一理念对现代管理者的启示在于，领导力需平衡刚柔，方能长治久安。 三、历史之鉴：短视与纵欲的代价 齐桓公的悲剧结局印证了管仲预言的精准。他虽短暂驱逐易牙等人，终因贪图享乐而召回佞臣，最终被囚禁饿死，尸体腐臭生蛆。这一结局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崩塌，更是国家衰败的缩影。齐桓公的“短视”源于对权力与欲望的放纵，而管仲的“堤防”之喻（“臣为之堤防焉，勿令泛溢”）恰成警示：治国者若失去约束与远见，终将引发“横流之患”。历史反复证明，权力失去制衡、欲望不加节制，必酿祸端。 四、友谊之义：管鲍之交的超越性 本回虽未直接描写管鲍之交，但管仲对鲍叔牙的评价——“君子不可为政”——彰显了两人友谊的深层意义。鲍叔牙曾力荐管仲为相，甘居其下，而管仲临终却未推荐挚友，只因“国家利益高于私情”。这种“为公不私”的境界，超越了世俗的投桃报李，成为古代政治友谊的典范。管仲的选择揭示：真正的知己，是能理解并支持对方以大局为重的抉择，而非谋求私利交换。 五、现实之思：长者智慧的现代意义 管仲的“病榻论相”被后世视为“老人之言”的典范。他基于数十年执政经验，从人性、德行、能力多维度剖析人选，而齐桓公却以个人喜好为尺度，终致恶果。当今社会，年轻一代常以“过时”否定长者经验，然而管仲的智慧表明，历史的教训与长者的洞察往往能穿透表象，直指本质。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政治决策，尊重经验、倾听“逆耳忠言”仍是避免重蹈覆辙的关键。 总之，《管夷吾病榻论相》不仅是一段历史故事的再现，更是一部关于人性、权力与智慧的寓言。管仲的清醒与齐桓公的昏聩形成鲜明对比，警示后人：治国之道，首在识人；识人之要，首察人性；而人性之正，方为社稷之基。在当今纷繁复杂的现实中，这一回的启示依旧熠熠生辉——唯有以德为纲、以智为鉴、以史为镜，方能避免“蛆虫爬出宫门”的荒唐与悲哀。 读书至《东周列国志》第二十九回《管夷吾病榻论相》一段： 是冬，管仲疾，桓公亲往问之。见其瘠甚，乃执其手曰：“仲父之疾甚矣，不幸而不起，寡人将委政于何人？" 时宁戚、宾须无先后俱卒，管仲叹曰：“惜哉乎，宁戚也！" 桓公曰：“宁戚之外，岂无人乎。吾欲任鲍叔牙，何如？" 仲对曰：“鲍叔牙，君子也。虽然，不可以为政。其人善恶过于分明。夫好善可也，恶恶已甚，人谁堪之。鲍叔牙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是其短也。" 桓公曰：“隰朋何如？” 仲对曰：“庶乎可矣。隰朋不耻下问，居其家不忘公门。”言毕，喟然叹曰：“天生隰朋，以为夷吾舌也。身死舌安得独存。恐君之用隰朋不能久耳。” 桓公曰：“然则易牙何如？” 仲对曰：“君即不问，臣亦将言之。彼易牙、竖刁、开方三人，必不可近也。” 桓公曰：“易牙烹其子，以适寡人之口，是爱寡人胜于爱子，尚可疑耶？” 仲对曰：“人情莫爱于子。其子且忍之，何有于君？” 桓公曰：“竖刁自宫以事寡人，是爱寡人胜于爱身，尚可疑耶？” 仲对曰：“人情莫重于身，其身且忍之，何有于君？”桓公曰：“卫公子开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于寡人，以寡人之爱幸之也。父母死不奔丧，是爱寡人胜于父母，无可疑矣！” 仲对曰：“人情莫亲于父母，其父母且忍之，又何有于君。且千乘之封，人之大欲也。弃千乘而就君，其所望有过于千乘者矣。君必去之勿近，近必乱国。” 桓公曰：“此三人者，事寡人久矣。仲父平日何不闻一言乎？” 仲对曰：“臣之不言，将以适君之意也。譬之于水，臣为之堤防焉，勿令泛溢。今堤防去矣，将有横流之患，君必远之。” 桓公默然而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