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国民党想要在大学推行党化教育，傅斯年站出来怒斥说道：“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
1949年的秋天，金秋送爽，位于台北市中心的台湾大学迎来了新任校长傅斯年先生。就职典礼那天，朱自清、钱思亮等一众名流齐聚一堂，连教育部长莫德惠也亲临现场。台下坐满了前来祝贺的各界人士，以及师生员工。 傅斯年一身黑色西装，神情庄重地走上讲台。他环顾四周，目光坚定而又充满热情。＂诸位，今天我就任台大校长，内心感慨万千。我想借此机会，与大家聊聊我对大学教育的一些想法。＂ ＂大学，是一个探索真理、追求知识的圣地。它应该是学术自由的象牙塔，是培养青年才俊的沃土。＂傅斯年一开口就掷地有声，＂在大学里，学生和老师唯一的任务，就是坚持求真、坚守理想、坚定信念。大学绝不能成为达官贵人施展权势的工具，绝不能为一己之私去压榨学子，更不能让政治的阴霾笼罩校园！＂ 话音刚落，掌声如雷贯耳。但傅斯年并没有就此打住，他接着说道:＂17年前，当国民政府不顾教育规律，妄图在大学推行党化教育时，我就曾据理力争，坚决反对。因为我深知，唯有保证教育的独立，尊重学术自由，大学才能持续健康发展，才能造就出民族的栋梁。＂
1932年4月的一天，北平大学堂里座无虚席，身着长衫马褂的学者们济济一堂，神情凝重。国民党要在各大学设立党部、推行党化教育的消息不胫而走，众人议论纷纷。而此时，年轻的北大教授傅斯年正踱步上台，面对满堂群贤，他严肃地开了腔。 ＂诸位，国民党妄图染指大学教育，这是对学术自由的公然践踏！＂傅斯年开门见山，掷地有声，＂教育如果没有相当的独立性，就根本无法健康发展。大学岂能沦为政党的附庸，供人驱使、任人宰割？＂
他环视四周，目光如炬，继而引经据典道:＂就拿普鲁士来说，它是全欧洲官治最严重的国家。但即便是在德皇威廉二世一手遮天的年代，免去一个大学校长的职务，也绝非易事。因为在德国，教育从来都有自己的一套规矩，有法可依。行政官哪怕权力再大，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对教育指手画脚！＂ 话音未落，台下已是一片哗然。大家想到堂堂中华民国的大学，竟面临着比专制君主国更甚的控制，不由得愤慨不已。一位老教授拍案而起，斥责道:＂国民党的做法，分明是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这是要把我们的教育，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啊！＂ 傅斯年点点头，接着说:＂诸君，我们处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教育的独立更显得弥足珍贵。若是丧失了这一自由，学术将无以进步，青年将无以成长，国家将无以图强！我们决不能让政党绑架教育，决不能让党化教育在中国萌芽！＂
此后的岁月里，傅斯年多次公开演讲，呼吁社会各界重视教育独立的重要性。他走遍大江南北，把捍卫教育尊严的种子，播撒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教育是立国之本，而大学又是教育的最高殿堂，＂傅斯年振臂高呼，＂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守护这方净土，去守护我们民族的未来！＂ 傅斯年的正直与勇气，他的真知灼见，感染和启发了无数人。越来越多的师生、学者、社会贤达开始支持傅斯年，支持教育独立。他们自发组织了各种讲座、研讨会，披荆斩棘，上书请愿，向当权者发出最强烈的呼吁。一场捍卫教育尊严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 1936年，傅斯年辞去北大教职，南下昆明，担任云南大学校长。但他的教育理想，他的独立品格，却始终没有改变。在他的治校方针中，学术自由永远是第一位的。他常对学生们说:＂求真求知，是我们的本分。哪怕真理之路布满荆棘，哪怕我们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我们也绝不能放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傅斯年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台湾。当他的足迹再次踏上台大校园时，一种岁月沧桑之感油然而生。历尽风雨，傅斯年的教育情怀不减当年，他仍以春风化雨、诲人不倦的热情，孜孜不倦地耕耘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 在台大的几年，傅斯年依然坚守＂学术第一，教育至上＂的信条。他推行教授治校，完善自主管理；他力排众议，聘请大陆学者，广纳英才；他身体力行，躬耕讲坛，春风化雨。正是因为有了傅斯年这样的教育家，台大才能成为一方学术重镇，人才辈出，硕果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