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戴笠收到告密，军统局混有地下党。戴笠震怒，当看到被举报人的名字后，忍不住“噗”地笑出声，甩甩手说：这不可能…
李时雨，这位被称为“窃听器”的传奇特工，以其出色的潜伏能力在敌营中活跃了十五年，受到刘少奇的高度评价。他出生于1908年，家乡在黑龙江省巴彦县万发镇宏新村，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幼时的他名为李亭芳，家境优渥，从小接受良好教育。
由于天资聪颖，加上勤奋好学，他的学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同时，他性格重情义，善于交际，人缘极佳。幼年时，他特别喜爱阅读《水浒传》，尤其对“及时雨”宋江印象深刻，认为这个绰号符合自己的性格。于是，他将名字改为“李时雨”。
成年后的李时雨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并顺利完成学业。毕业后，他被组织派往西安，成功渗透进“剿总”，并担任张学良公馆的警卫室主任。这一身份使他能够接触到大量机密信息。在西安事变中，他积极参与，利用职务便利向组织传递了许多重要情报，为抗日斗争作出了极大贡献。
在西北军和东北军中，爱国思想根深蒂固，不少军人同情和支持抗日事业。李时雨敏锐地抓住这一点，利用自己的职位，与这些爱国人士建立联系。他广泛开展宣传工作，为促进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奠定了重要基础。他的行动不仅局限于情报搜集，还通过潜移默化的宣传，争取更多的人加入抗日阵营。
1946年的一天，戴笠坐在军统局的办公室里，神情严肃地翻阅着手中的一封密信。这封信不长，却如同一枚惊雷，让向来沉稳的戴笠也不禁变了脸色。信中直接指出，军统局内部混有中共地下党员，言辞恳切，要求彻查此事。
作为军统局的最高领导人，戴笠对下属的忠诚度向来十分看重。军统局作为国民政府的特务机构，担负着秘密情报收集和破坏敌对势力的重任。尤其是在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的关键时刻，军统局内部绝不能容忍有中共的眼线。戴笠拍案而起，厉声下令彻查此事。
然而，当戴笠看到信中所列举的嫌疑人名单时，却发现一个让他颇感意外的名字赫然在列——李时雨。在这一瞬间，即便是久经沙场的戴笠，也按捺不住内心的诧异，忍不住＂噗＂地笑出声来。
在戴笠的印象中，李时雨可谓是军统局的得力干将。他出身东北军，后投效汪伪政府，在特务活动方面颇有经验。而把李时雨吸收到军统局，还是戴笠的心腹余祥琴一力促成的。
两年前国共摩擦日益加剧，余祥琴向戴笠建议，应当尽快把李时雨这样的人才网罗到军统系统。理由很简单，以李时雨的背景和资历，必然掌握了许多宝贵的情报和资源。对于余祥琴的建议，戴笠十分认可。他吩咐属下，一定要想方设法说服李时雨来军统局任职，代价不是问题。
事实上，自李时雨入局以来，戴笠对他的工作一直很满意。据戴笠所知，从东北到汪伪政权，再到军统局，李时雨从未离开过国民政府的体系。他勤恳工作，又很少树敌，实在不像一个中共地下党员。
李大钊于1927年4月28日被反动军阀残忍杀害，但由于多种原因，他的遗体并未能及时安葬。直至1933年春，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便四处奔走，恳求将丈夫的遗体妥善安葬。经过党组织的安排，最终决定与北京大学方面共同合作，将李大钊安葬。
在这一过程中，李时雨作为一名特殊人物，出现在赵纫兰面前。他建议通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行动，控诉反动军阀屠杀爱国群众的恶行，以此告慰李大钊的英灵。赵纫兰听后同意了组织的安排，并为之全力支持。
虽然长时间的策划被敌人摧毁，李时雨心中感到不快，但他很快接受了另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潜伏。党组织决定让他先在北京改变身份，然后回到东北军中，渗透敌人内部。
1936年，李时雨秘密会见了周恩来，并在周总理的指示下与东北军中的卧底刘宇新取得联系。在刘宇新的帮助下，他很快便在东北军中找到了一个职务。三年后，李时雨通过自己的情报网得知汪精卫正在秘密策划卖国行动，他亲自潜入汪精卫与日军和其他汉奸的会议中，获取了详细的会议内容，并通过电报向党组织报告。
1944年，李时雨的妻子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拘捕，并遭受了酷刑逼供。尽管如此，李时雨的妻子始终没有透露任何关于他的线索，使得李时雨暂时得以脱身。然而，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李时雨的身份逐渐暴露，他被军统特务监视。在日本投降后的混乱局势中，李时雨面临了复杂的选择：是继续隐匿，还是加入党组织的工作。
此时，李时雨的旧友余详琴找到了他，并邀请他继续在上海的工作。李时雨最终决定继续潜伏，在党组织的指导下，协助余详琴拉拢警力为组织工作。1946年，李时雨因与余详琴的矛盾而被军统特务发现，最终被捕并投入监狱。
经过漫长的审讯和囚禁，李时雨最终在1949年获得释放。出狱后，李时雨继续投身地下工作，并执行党组织交给的重要任务。为了完成组织的指示，他运送了一部极为珍贵的电台零件，并成功避开日军的严密检查，保证了电台零件的安全运输。李时雨在最后一次重要的任务中，带着情报抵达北平，并成功将情报交给党组织，完成了他为革命事业贡献的最后一项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