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徐达故意放走元顺帝，常遇春非常生气说：“你放弃立功放走元帝，难道不怕我告诉陛下而治罪你吗？”徐达听后，泰然自若地说：“元帝不是普通人，抓到了分封为王或杀都不是解决办法，放走最合适。” 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方的战事已基本结束，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势力相继被扫灭，大明王朝的基础已经奠定。然而，要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北方的元朝残余势力仍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在这一关键时刻，朱元璋选择了徐达担任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率领二十五万大军北上。这一选择并非偶然。徐达作为朱元璋的老部下，不仅军事才能出众，更重要的是，他深谙朱元璋的政治智慧与战略思想，两人之间有着超越一般君臣的默契。在北伐出征前，朱元璋与徐达进行了密谈。 明军北伐之所以进展顺利，除了军事准备充分外，更得益于事先在河南、山东等地布下的情报网络。这些潜伏的明朝支持者为北伐军提供了详尽的敌情、地形和民情信息，使明军能够避实就虚，事半功倍。 战术上，明军采用了轻骑兵与步兵相结合的机动作战方式，一改传统重装骑兵的单一打法。这种新型作战方式使明军能在崎岖地形中也保持高度机动性，常常出其不意，让元军措手不及。 更为关键的是民心向背。经过近百年的统治，元朝在北方的统治已趋于腐朽，苛捐杂税让百姓苦不堪言。相比之下，明军在进军过程中秋毫无犯的纪律，以及朱元璋颁布的《谕中原檄》中承诺的减轻赋税等政策，使北方百姓纷纷倒向明朝。洪武元年二月，山东光复；三月，河南全境为明军收复，为直指大都创造了有利条件。 洪武元年七月，明军主力气势如虹，直逼大都。七月二十八日，徐达率军抵达河北通州，距大都仅三十公里之遥，似乎触手可及。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徐达的军队在通州驻扎了整整七天，没有立即向大都发起进攻。 这段时间，徐达部署了一种特殊的＂松散包围圈＂，看似封锁了大都，实则刻意留有破绽。更为隐秘的是，徐达秘密派出小股侦察兵，不为阻截，而是为监视元顺帝的逃亡路线，确保其能安全离开却不被察觉这一安排。 元顺帝显然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微妙信号。就在徐达军抵达通州的当晚，元顺帝便匆忙打开健德门，经居庸关逃往上都开平。直到八月二日，徐达才率军进驻大都，这时元顺帝已经安全脱离。 进驻大都后，常遇春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与不满。作为一名传统的军事将领，他信奉＂擒贼先擒王＂的战略思想，认为放走元顺帝是严重的战略失误。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常遇春终于忍不住对徐达提出质疑。 ＂你放弃立功放走元帝，难道不怕我告诉陛下而治罪你吗？＂常遇春怒气冲冲地质问道。 面对常遇春的责难，徐达并未慌张。他从怀中取出一封密信，这是朱元璋在北伐前交给他的密令。信中明确指示，若有机会，应放元顺帝离开，而非生擒。这一密令表明，放走元顺帝并非徐达个人决定，而是出自朱元璋的战略考量。不过，徐达要求常遇春对此事严格保密，以免影响军心和大明王朝的对外宣传。 徐达随后详细解释了他这一决策背后的三重考量。首先是政治合法性问题。在中国传统的王朝更替中，政权的合法性源自＂天命＂。如果直接捕获元顺帝，无论是杀还是囚禁，都会被视为篡夺，不符合＂天命转移＂的叙事。而元顺帝主动逃离，等同于＂让位＂，符合天命所归的政治逻辑。 其次是军事层面的考量。若元顺帝被困，元朝残余势力必将拼死一战，这会导致明军伤亡惨重。即使最终取胜，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结局。放走元顺帝反而使元军群龙无首，士气大挫，有利于明军稳步推进的北伐战略。 第三点是徐达独特的远见——他预见到元顺帝出逃后，蒙古各部落将陷入严重的继承危机和内部分裂。没有了共同的领导核心，蒙古各部将难以形成统一战线对抗明朝，这对明朝分化瓦解北方蒙古势力极为有利。这一战略眼光远超当时大多数军事家的认识。 当常遇春将此事上报朱元璋时，朱元璋不仅没有追究徐达的责任，反而对其战略决断表示赞赏。这印证了＂放虎归山＂确实是朱元璋与徐达共同的战略考量。 朱元璋随后大力宣扬＂明兴元亡＂的政治叙事，强调元顺帝主动放弃江山、逃往北方是天命已归明朝的明证。这一叙事极大地巩固了明朝统治的合法性，使新建立的明朝政权能够更快地获得各阶层民众的认同。 元顺帝出逃后，北方元军果然如徐达所料陷入混乱。各部落领袖各自为政，互相争夺继承权，无法形成有效抵抗明朝的统一战线。明军得以利用这一分裂局面，逐一击破北方残余势力，大大降低了统一战争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