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在浏阳河岸边，一群日军把一名女兵团团包围。日军指挥官色心大起，不让手下开枪，下令“抓活的”。女兵瞅准机会，捡起地上的大刀，一连斩杀了7个日军，她本人也身负重伤。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队的暴行令人发指，尤其是在对中国妇女的性暴力和蹂躏上，体现出一种集体性变态心理和制度性纵容。日本军官对士兵犯罪行为的纵容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心理动机和政策背景。根据日军情报部的内部文件，大雄一男曾解释，用中国女性作为慰安妇，是为了缓解士兵在战场上因挫败感而产生的沮丧情绪，通过这种方式“校正”他们的心理状态，并鼓舞士气，助力日本在中国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1937年秋冬，关东军因战略目标未达成且后勤供应不足，下令士兵在当地“征收粮食以谋自活”。这一命令直接鼓励了下级官兵的掠夺行为，使他们从正规军变成到处抢夺粮食和家畜的匪徒。曾根一夫在《南京大屠杀亲历记》中提到，自命令下达后，士兵的罪恶感消失殆尽，整个军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在浏阳河岸的一次围捕中，一群日军试图活捉一名中国女兵，却未料到女兵凭借地上一把大刀连斩七人，尽管最终身负重伤，但她的英勇抵抗揭示了侵略者即便拥有强大的武装，也无法掩盖其行为的残暴与无耻。
1941年9月的浏阳河畔，秋风萧瑟，河水浑浊。在这片曾经宁静祥和的土地上，战火肆虐，硝烟弥漫。第二次长沙会战正在进行，日军妄图渡过浏阳河，向长沙发起进攻。
驻守在河岸阵地上的中国军队，正在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激战。敌军有坦克和火炮的掩护，不断发起猛烈的冲锋。阵地上的女班长银金花带领战士们奋力抵抗，打退了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阵地上的中国军人伤亡惨重。银金花身边的战友们大多已经牺牲，她的子弹也已打空。就在这时，一群日军包围了她所在的战壕。这些日军中有一名身材矮小的指挥官，他看到银金花后，立即叫停了手下准备射击的动作，下令活捉这名女兵。
包围圈在逐渐收紧，十几个日军士兵正一步步向银金花逼近。战壕里散落着战友们的武器，银金花环顾四周，发现了一把依然完好的大刀。这把大刀是战友们平日里用来劈砍灌木、清理战壕的工具，刀刃依然锋利。
就在日军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银金花突然弯腰捡起大刀，毫不犹豫地向最近的敌人劈去。她的动作干净利落，显示出扎实的武术功底。第一个冲上来的日军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其他日军显然没想到这个女兵会突然反击，而且出手如此凌厉。趁着他们愣神的瞬间，银金花挥舞着大刀，接连砍倒了第二个、第三个扑上来的敌人。刀光闪过，鲜血飞溅，又有四名日军倒在了她的刀下，一连斩杀了7个日军，她本人也身负重伤。
日本在战时实行义务兵役制，适龄青年只要通过体检就必须服役。兵源主要来自农村。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废除了武士阶层，国家全面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但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七成以上。因此，数百万士兵绝大多数是来自乡村的普通青年。他们在家乡可能是朴实勤劳的孩子，但进入战争后，却被转化为执行残酷命令的士兵，甚至成为了丧尽天良的侵略者。
明治时期的启蒙运动提倡民主主义，却深受国家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这种哲学更加重视功利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形成了日本民族特有的集团实用主义思维。这种思维促使日本人以不择手段追求目标为正当，即使这些手段包括极度残忍和违反道德的行为。
福泽谕吉是日本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他提倡科学，支持兴办企业，鼓励争取国家独立。然而，他的思想充满矛盾。一方面，他推动日本现代化，另一方面，他却鼓吹国权主义，设计愚民政策，主张侵略朝鲜和中国，以牺牲民主为代价加速资本主义发展。
二战时期，日本民族心理表现出明显的“错记”现象。他们深信自己是神创造的国家，天皇是神的化身，这种信仰支撑了民族的集体行为。神话在日本不仅是祖先的文化遗产，还被奉为国家制度的基础。神道教在战争时期成为支撑日本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重要工具，使得普通日本人在面对灾难时无需背负思想上的负担。
昭和年间的军队等级森严，对上无限服从，对下无限残忍。所谓“军人精神注入棒”成为制度化的暴力工具，通过体罚和羞辱灌输所谓的武士道精神。这种极端的压抑与克己，往往通过对无辜平民的残忍暴行来发泄。下层士兵在被层层压榨后，面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极易将压抑情绪转化为暴力行为，而这种暴力行为在军队内部非但不受惩罚，反而被视为有功之举。
田村泰次郎的小说《雾》中也揭示了，对战场上的士兵而言，肉体是活着的唯一证明，而通过吃、喝、睡及追逐女人的行为，他们才能感受到“活着的滋味”。这种思维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也在后方的日本男性中有所表现，但在战争的极端环境下，士兵的压抑与变态心理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