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崇达：其实《皮囊》本来也不想出书的，它不是为了出书而写。
故乡和家人是支撑我们构造最初一套精神秩序的要素，但当内心长出更多欲望，就像树干长出新的枝芽，你就看到了家人、家庭和家乡的局限，开始厌烦、厌弃，迫不及待想伸向远方。我少年时也处于这种状态。可一转头发现，我找不到根系了，活得像浮萍一样，所以才想通过《皮囊》向来处求救。我写《皮囊》只是为了自救，直到慢慢发现《皮囊》竟陪着很多有类似命题的人渡过了一些难关，这才萌生成为作家的愿望。人们难以自我理解和表达的地方，正是作家工作开始的地方。总要有人在剧变的时代描摹出命运的模样，在台风来临之前，陪伴大家回到根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