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金日成派学者来中国搜集“东北曾属于朝鲜”的证据。周总理巧妙回应：朝鲜民族或许来源于福建。
1958年，作为这一历史重构工作的重要一环，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派遣了学者李趾麟到北京大学深造。李趾麟在北大期间师从著名历史学者顾颉刚、邓广铭和周一良等人。然而，这位朝鲜学者的研究很快显露出明显的政治目的。他在校园里、图书馆中，四处搜寻可以证明＂东北曾属于古朝鲜＂的史料证据。 面对朝鲜方面提出的考古请求，周恩来总理展现出了高超的外交智慧。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深知这个请求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意图。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朝两国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彼此有着深厚的战争友谊，但在涉及领土和历史问题时，仍需要保持必要的警惕。 周恩来的回应可谓妙趣横生。他没有直接否定朝鲜的请求，而是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观点：古朝鲜的起源可能并非在东北，而是在中国的福建省。他细致地列举了一系列有趣的文化现象：朝鲜人擅长种植水稻、日常饮食以大米为主、习惯穿木屐，这些生活习俗都与福建颇为相似。更令人惊讶的是，他还指出朝鲜语中的数字发音与福建方言惊人地相似，由此推测朝鲜民族可能源自古代福建居民的海上迁徙。 这个别具匠心的回应，既保持了外交礼仪，又巧妙地化解了潜在的历史争议。随后，中朝两国达成协议，组建联合考古队，共同对东北地区的高句丽、渤海遗址进行考察。这次考古活动与之前有了很大不同，中国考古队开始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不再一味迁就朝方的观点。 1959年初，周恩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对苏联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周恩来作为中国政府的重要代表，不仅在大会上表达了中国的立场，还在其后的国际事务中表现出中国外交政策的独立性与坚定性。与会期间，周恩来深入参与了多个重要的讨论和协议，展现了他在国际事务中的成熟和政治智慧。 同年4月，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阐述了中国政府在国内各项工作的实施计划，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加强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等各项任务。在此会议上，周恩来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并且继续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几个月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也继续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这一系列的任命标志着周恩来在中国政界的稳固地位。 1960年，周恩来更是开始了对外访问的密集安排。1月至2月间，他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了苏联。这一访问在中苏关系复杂化的背景下，意义重大，不仅加深了中苏两国之间的政治交流，也使得周恩来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领导层的外交能力。之后，周恩来又访问了缅甸、印度和尼泊尔，期间他不仅推动了中缅友好关系的发展，还强化了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的联系。在访问结束后，他又深入柬埔寨、越南和蒙古进行外交访问。这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不仅拓展了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还为日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除了外交事务，周恩来在国内的工作同样繁忙且重要。1960年8月，他接见了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的专务理事铃木一雄等人，并提出了对日贸易的三原则。这三原则明确了中日之间贸易的基本框架和规范，旨在加强经济合作，并促进两国间的稳定贸易关系。 1960年9月，周恩来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方针，要求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个八字方针在翌年1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得到了通过，并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政策调整的重要指导思想。这一方针的提出，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深入分析，并为之后几年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 在1961年，周恩来继续为中国的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访问了河北省的邯郸地区，并进行了深入的农村调查研究，这为日后实施农村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和思想基础。1961年10月，周恩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进行了重要的发言和交流。 进入1962年，周恩来的领导风范进一步体现在他对党内事务的深入领导。1月和2月，周恩来出席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在会上，他提倡了“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的工作方针，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并鼓励全党以实际效果为导向进行工作。这一理念在当时对党内的许多干部起到了引领作用，推动了党的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晚年，周恩来并未放松对国家发展的关注。1961年11月起，他主持领导了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涉及尖端科技领域的规划与推动。他不仅关注中国的工业和农业，还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国家未来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周恩来的这一领导工作，为中国科技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