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曾经开着汽车在光天化日之下奸淫妇女，活生生踢死佣人的国军中将王泽浚，被俘虏时，大衣屁股上开着一个口子，帽子也丢了，一张脸上全是灰尘，睁着一双大眼珠子大骂蒋介石排斥他，在提及黄百韬时，他更是直接拍着大腿说“我是川军啊……”
1939年1月31日上午，日军“天皇号”轰炸机机长渡边广太郎大佐携带地面部队，向湖北荆门沙洋地区发起攻击。此时，王缵绪总司令的长子王泽浚仍然保持警觉，随时骑马巡视，手持望远镜四处观察。当他发现敌机后，他立即行动，亲自用重机枪向“天皇号”轰炸机开火，迫使日机在沙洋镇襄河东岸迫降。
飞机迫降后，机组成员六人试图逃跑，王泽浚迅速指挥部队拦截，并亲自击毙了渡边广太郎大佐、少佐藤田雄藏等六名日军。此次行动中，他还缴获了作战地图、日记、手枪等70余件重要物品。渡边广太郎的日记中曾写道：“两次指挥轰炸重庆，获得佩军刀，刻有‘天皇御赐’字样。”蒋介石得知此事后，特别赠予王泽浚佩刀，以表彰他英勇的战斗表现。
王泽浚，字润泉，生于1903年，毕业于川军军事教导团第一期及中央军训团第二期。尽管他的才华并不出众，早年家境优渥使他养成了骄横的性格，经常欺负他人。一次，由于疏忽，他踢死了一名家佣，暴露了他性格中的狠毒一面。然而，王泽浚的父亲王缵绪是当时四川的军阀人物，具有卓越的政治眼光和权谋手腕，在四川政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民党“任人唯亲”的环境下，王泽浚因其父的影响一路升迁，年纪轻轻便成为少将旅长。
他性格刚愎自用，常常不听取他人的意见。曾有一次，他对44军士兵的战壕设计提出异议，认为由于士兵个头较小，战壕只需挖1.6米即可。然而，162师的杨师长建议战壕应挖得更深一些，以便士兵在炮火中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对此，王泽浚不仅不以为然，甚至与杨师长发生争执，并动手打了他一巴掌。
1948年深秋，淮海战役的硝烟尚未散尽。在战役第一阶段结束的那个中午，人们看到一个衣衫不整的中年军官被押解着走过战场。他穿着一件普通士兵的大衣，衣服后面还破了一个大洞，军帽不知去向，脸上蒙着厚厚的尘土。
这个狼狈的身影，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国民党中将王泽浚。在审讯室里，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川军将领表现出异常的愤慨。他数落起蒋介石对川军的压制，谈到部队装备时更是满腹怨言。当谈及黄百韬时，他更是直接拍着大腿说“我是川军啊，他怎么会对我好……”
王泽浚出身显赫，是川军将领王缵绪的儿子。在民国时期，王家在西南地区可谓富甲一方。单就房产而言，他在成都拥有两座豪华楼房，重庆更是有九栋楼房，总计二百四十间之多。在内江，他还拥有城内的房产和城外四十余亩良田。这样的家底，在当时的军界也属罕见。
在军旅生涯中，王泽浚的表现可谓功过参半。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主动请缨抗日，在武汉会战中率部夜袭日军，收复安徽宿松县城。到了1944年，他担任44军军长期间，在长衡会战中指挥部队歼敌三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战功卓著。
然而，王泽浚也做过许多令人不齿的事情。1936年，他迷信地听信中医之言，为给母亲治病竟取人心肝。在日常生活中，他还因起床气将一名佣人活活踢死。
1943年5月底至6月底，日军发动了对中国第六战区的“石牌会战”，投入近10万兵力，150余门火炮和百余架飞机，进攻石牌阵地。王泽浚接到指令，负责防守石牌要塞。他亲自率领第44军，实施三路反攻，并指挥三师配合收复安乡、新安等地。
同时，他与日军第40师团及伪军展开激烈交战，敌军向石首、公安和藕池口撤退。经过多次反攻，日军使用了大量毒气，造成了我方伤亡惨重。但王泽浚和第44军依然顽强作战，最终将日军驱逐出石牌。在接下来的慈利会战中，他率部跳过澧水与敌军展开决战，取得了局部胜利。
1949年末，四川的许多大军阀，包括刘文辉、邓锡侯等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王缵绪却依旧犹豫是否起义。直到收到朱总的亲笔信后，王缵绪才决定加入起义，而不是随蒋介石逃往台湾。起义后，王缵绪最关心的便是儿子王泽浚的自由，希望他能从战犯名单中被释放。但起义显然不能磨灭曾经的血债，王泽浚依旧被关押在功德林。
后来王泽浚回忆道：“我被俘后，从沂水送往益都的路上，一路上，我常常掉队，因为被民工和民夫队伍吸引。他们挑着粮食，送着物资，浩浩荡荡，一边跑一边唱。生活条件非常差，但他们的情绪却异常高涨。这些民工手里甚至有枪，作为自卫武器。而与此相比，国民党部队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民众一看到我们就纷纷逃跑。即使抓到一些民夫，也要派兵看押，结果那些民夫时常趁机逃跑。国民党部队越抓越多民夫，却也需要更多兵力看押，结果能战斗的部队越来越少。”
王泽浚总结道：“解放军的队伍，民工和民夫越多，反而保障了粮食、弹药和物资的供给。而国民党则完全相反。通过这些对比，我终于明白，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并非天灾或外敌，而在于他们逆民心而行，最终必然会走向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