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广饶县上百名农民手持棍棒，将县长活活打死，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民杀官”案。

1914年2月24日的夜晚，广饶县碑寺口村格外喧嚣。寒冷的夜色中，此起彼伏的火把如同流动的星火，照亮了通往乡长牛浩然家的道路。数百名农民扛着锄头、铁锹和木棍，敲着锣鼓朝着目的地进发。他们脸上带着愤怒，脚步却异常坚定。这些来自周边村庄的农民，此时已经顾不上寒冷，他们要讨一个说法。在这群人中，有不少是东齐村的村民。就在一天前，他们亲眼目睹了一件令人愤慨的事：年过六旬的地保齐光礼被县长王文琙的警卫孙祥当众掌掴。这位老实巴交的齐光礼在村里德高望重，一直尽心尽力照顾乡里。当他试图向县长解释村民们实在交不起苛捐杂税时，却换来了这样的羞辱。村民们目睹这一幕后立即将孙祥围住，给了他一顿教训。但王文琙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扬言要让东齐村的百姓后悔。面对如此威胁，以齐光礼为首的村民们深知，若不采取行动，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残酷的压迫。那个冬夜，当愤怒的农民们包围了牛家后，王文琙的狂妄气焰顿时消失。他试图借着夜色逃跑，却被村民们的土炮击中。躲进磨坊的他最终难逃厄运，被愤怒的村民拖出来，死在了自己曾经横行霸道的土地上。戕官事件发生后，乐安县的百姓虽一时人心振奋，但也深知随之而来的镇压不可避免。乡间老者劝告乡民赶紧逃难，避免受到清算。短短数日，乐北一带的村庄几乎空无一人，成群结队的农民扶老携幼，逃向更远的博兴、蒲台，甚至东北关外。而直接参与杀害王文琙的乡民更是彻底隐匿，销声匿迹。这一地区的空心化现象迅速显现，大片土地无人耕种，村庄内只剩下少数无法行动的老幼看守家园，场面凄凉而悲怆。事件迅速传到上级，袁世凯大为震怒。他命山东督军靳云鹏立即展开大规模清剿，严惩涉案乡民。两位地方道尹夏继泉和吴永领兵镇压，他们带领马队和步队连夜赶往乐安地区，展开大搜捕。官兵所到之处，乡民躲避的隐秘之地被一一搜索，不少人被抓捕。经过审讯，30余人被关押入狱，其中14人被判处死刑。这14名被捕者被押送至碑寺口，于寒风凛冽的雨雪天公开行刑。即便面对死亡，他们无所畏惧，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他们的遗体随后被枭首示众，以威慑其他可能的反抗者。这场农民起义就此被血腥镇压，乐北地区陷入更加恐怖的气氛。尽管镇压迅速而严厉，但事件的后续影响却远未结束。大量逃亡的乡民仍不敢回乡，大片土地因无人耕种而荒芜。这一局面引起了地方当局的恐慌，他们害怕流亡人口转变为流寇，进一步威胁社会稳定。为此，官方发布布告，试图安抚乡民，承诺只追究首犯，胁从者将被免予治罪，鼓励百姓在春耕时节返回家乡复耕。然而，这些布告并未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乡民对官府的承诺普遍持怀疑态度，回乡者寥寥无几。乐北地区因这次事件元气大伤，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戕官案的另一余波体现在民国政府推行“验契”法案上的挫折。此法案原本在地方实施就阻力重重，而戕官案的爆发更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最终迫使袁世凯宣布暂停该政策，甚至释放了部分已被捕的乡民，试图以此缓解局势。但这一系列的后续处理显得被动而无力，地方官僚的镇压政策与中央的宽容措施形成鲜明对比，暴露了民国初年政权在地方治理中的矛盾与无力。巧合的是，戕官案发生不久后，乐安县被改名为广饶县的消息传出。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改县名是当局对“杀官案”的妥协，意在向全国展示宽容一面的同时，将乐安县“饶恕”免罪的意涵暗含其中。尽管从历史角度看，这一解释并无确凿依据，但这种解读却广为流传，成为地方百姓谈论的焦点。这种“杀官改县”的民间认知，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乡民对自身行动正当性的认可以及对统治者的不满与嘲讽。 “乐北戕官案”作为一个农民自发抗争的典型事件，不仅反映了民国初期地方社会的深刻矛盾，也折射出底层民众在面对压迫时的抗争精神。然而，这一事件的结局却揭示了暴力反抗在面对强权时的巨大代价：百姓的生命与家园付出惨重代价，地方经济遭受重创，统治阶级的强硬手段虽然在短期内恢复了秩序，却未能解决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事件的教训在于，单纯的镇压并不能真正化解矛盾，只有通过制度的变革与公平的社会治理，才能避免类似冲突的反复上演。乐北的这场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却是农民抗争历史中的一段重要篇章。乡民们用鲜血与生命表达了对压迫的愤怒，展现了反抗暴政的勇气与决心。即使在无数个类似事件中，这场起义的名字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它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却具有普遍性，为后人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反思。这样的事件提醒人们，真正的和平与繁荣，不仅依赖于政权的力量，更需要对底层民众疾苦的关注与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