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尿毒症在北京去世。溥仪晚年因为看病吃药，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但在他去世后，他的第四任妻子李淑贤却通过打官司，获得了一笔价值不菲的遗产。 溥仪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转变，从一位登基于幼年的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到成为一个没有实权的傀儡，再到被俘虏和改造的历程，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沧桑巨变。 溥仪的人生开始于一个帝王的光环之下，但他几乎从未真正掌握过国家的实权。随着清朝的覆灭，溥仪被迫退位，结束了清代的统辖。尽管失去了皇帝的地位，溥仪的生活并未完全转变，他与新的统治者，即日本军阀达成协议，保证了自己每年巨额的生活费用，这一点反映了他在新政权下依然保有一定的特权。 溥仪的心态复杂，他既是被迫合作的对象，又时常怀揣着重返帝位的幻想。在这种情绪驱动下，他与亲信一起盗运故宫的宝物，这一行为不仅显示了他对物质的执着，也凸显了他对过往帝王身份的无法割舍。 1945年的战争结束标志着溥仪再一次命运的转折——他的自由短暂而又绝望。被苏联红军俘虏后，为了生存，溥仪不得不将许多宝贵的宫廷藏品献给苏联。这一行为，虽然是无奈之举，但也显示了他在极端困境下的求生本能。 1950年，溥仪的归国并不意味着他能立即回归正常生活，而是被送往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在这里，溥仪经历了从一个完全依赖皇室供给的存在到必须自力更生的转变。通过学习和劳动，溥仪逐渐融入了社会，他的努力和改变最终得到了认可，1959年他被特赦并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溥仪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一个昔日的皇帝到一个普通公民，这种身份的转换无疑是剧烈和复杂的。在心理上，溥仪一度担忧自己会因为曾是叛国贼和战犯的身份受到严厉对待。然而，事实上新政府并没有对他进行过分的追责，而是赋予了他普通百姓的身份，并安排了他的生活与未来。 为了表达对新政府的支持和感谢，溥仪决定献出藏匿于故宫中的珍宝，总计482件，这些珍宝的价值难以估量，但他的这一行动是为了证明他对新生活的诚意和接受过去的错误。这一举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帮助他在社会上重新找到了一席之地。 尽管重新开始，溥仪的日常生活仍显得颇为艰难。由于长期生活在皇宫中，他对普通生活的适应显得力不从心，经济管理能力不强，政府的津贴他时常很快就花光，有时甚至需要政府的额外救济。 在这样的情况下，溥仪与为他日常生活提供照顾的女看护李淑贤结缘，并最终结为夫妻。李淑贤最初可能对嫁给一个末代天子抱有一定的幻想，但溥仪的实际情况和他的身体健康问题，使得他们的婚姻生活充满了挑战。李淑贤在照顾溥仪的过程中，尽管曾经有过离婚的考虑，却因为各种外界因素和最终对溥仪的深情，使两人的关系逐渐稳固和深入。 到了晚年，溥仪极度依赖李淑贤，两人的关系也从最初的不适应转变为深厚的相互依赖。溥仪虽历经五位妻子，但与李淑贤的关系最为密切和持久。遗憾的是，由于溥仪的健康问题，两人未能有子女。 1967年，溥仪因尿毒症去世。尽管生活朴素，溥仪通过撰写《我的前半生》这本书，不仅留下了他个人对于过去的反思和记忆，也为他的妻子李淑贤留下了一定的经济保障。 当初溥仪在返回新中国后，受到了战犯改造政策的影响，决定通过撰写自己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以此揭露自己作为末代天子的生活和错误。这种行动是在多位战犯撰写后悔书的背景下产生的，溥仪希望通过公开自己的过往，来表达他对历史错误的认识和反思。 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溥仪不仅自己参与写作，还得到了弟弟溥杰的帮助，同时聘请了专业编辑李文达协助整理和编辑。三人的合作最终使得这本记录末代皇帝生活的自传得以完成，并在之后广泛流传，成为了一个历史文献。 出版之后，《我的前半生》非常受欢迎，多次重印，累计销量达数百万册。随后，这本书的内容还被改编成电影，产生了巨额的收入和版权费。然而，这些收益的归属却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溥仪的遗孀李淑贤与书籍的编辑李文达之间就版权归属发生了长达四十年的法律争议，直到1996年，李淑贤最终胜诉，成为了这本书版权的唯一继承人。 李淑贤对于这本书版权的争夺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利益，更多的是对与溥仪夫妻关系的一种维护。她深知这本书的历史和情感价值，坚持认为应由她来保持和管理。 事实上，李淑贤自己也是一位作家，她撰写的关于自己和溥仪的书籍同样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她通过这些作品继续分享和维护他们的记忆。 溥仪虽然过世后留下了有限的物质遗产，但他的作品产生的收益和社会影响却是深远的。 李淑贤不仅通过维权获得了这部分遗产，更通过她的努力和坚持，维护了溥仪作为历史人物的形象和遗产的尊严。 在溥仪去世后，李淑贤继续领取国家提供的遗属费，保证了她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她也通过写作和参与社会活动，丰富了自己的晚年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