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贺子珍负气出走，毛主席深情挽留。22年后，俩人在庐山相见，毛主席问贺子珍：“当初为何执意要走？”贺子珍说了一句话让人感慨。 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爱情故事，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段深刻的佳话。在贺子珍的一生中，她与毛泽东共同走过了许多艰难岁月。 在延安时期，她生下了他们的第五个孩子李敏。 那是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环境艰苦的年代，贺子珍的分娩几乎是在与死神搏斗。 由于频繁的生育，贺子珍的身体已经极为虚弱，加之在长征途中受到的伤害和疾病，她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 毛泽东虽然忙于革命工作，但对贺子珍的关心从未减少。 在革命的残酷环境中，贺子珍不仅要照顾孩子，还要应对自身的健康问题。她曾多次表达不想再次怀孕的意愿，因为孩子的生与死、彼此的分离给她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贺子珍是一个坚强而独立的女性，她渴望在革命中发挥作用，不愿仅仅局限于家庭生活。她在延安期间加入了红军大学，希望通过学习提升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红军战士。然而，身体的虚弱和经历的折磨使她在军校的训练中倍感吃力，甚至出现了昏倒的情况。 尽管如此，贺子珍的意志非常坚强，她努力克服身体的不适，坚持完成训练和学习。 毛泽东虽然心疼她，但也无法改变她的决心。在这样的生活压力和身体负担下，贺子珍的身体状况越发恶化。 不久后，贺子珍再次怀孕，这让她感到极大的痛苦和压力。她曾经历过的孩子的死亡和失去，让她对再次怀孕充满恐惧和不安。 在这段时间内，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他们因为对未来的看法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频繁发生争吵。 毛泽东虽然试图理解贺子珍的立场，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革命的压力使他难以给予贺子珍更多的个人关注和理解。 20世纪的中国，红军的形象在国际上既受到关注也遭受误解，特别是在国民政府不断地抹黑下。 对此，红军领导层一直寻求机会来纠正这些外界的误解，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到来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史沫特莱的前辈，埃德加·斯诺，通过其著作《西行漫记》，已经开始改变西方对红军的看法，史沫特莱的报道有望进一步这一努力。 史沫特莱对延安的到来起初受到了热烈欢迎。她带来的西方习俗和她的直率个性，在当时保守的延安社会中引起了轻微的文化摩擦。尤其是她与红军高层领导的互动，她尝试引入的交际舞，这在红军中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特别是贺子珍，对史沫特莱的一些行为感到不适。当看到毛泽东与史沫特莱跳交际舞时，贺子珍感到了强烈的不满。 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和个人的情感反应，终于在一次聚会上爆发了。 贺子珍的情绪激动，与史沫特莱发生了冲突，这一冲突甚至导致了肢体上的接触。 毛泽东介入这一争执，试图平息双方的情绪，强调史沫特莱只是一名来延安报道的记者，并无其他意图。 尽管如此，这次事件加深了贺子珍对史沫特莱的不满。 贺子珍后来决定离开延安，尽管毛泽东尝试修复他们的关系，但贺子珍的决定表现着她对当前生活方式的根本不满，她选择了离开，以寻求个人的平静和疗养。 贺子珍在苏联的十年间，体验了生活的起伏与孤独，这些年月对她的人生观有了深远的影响。 1959年，她回到祖国的怀抱，身体状况欠佳，一直居住在陈毅家中，频繁医院之间，寻求治疗。 那年，贺子珍与毛泽东重逢。 这是她多年期盼的一刻，尽管满载期待，她在见到毛泽东时，却因情绪激动而哽咽无言。 主席问贺子珍：“当初为何执意要走？” 贺子珍带着哭腔回答：“我太年轻了那个时候，太不懂事了。 贺子珍的身体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健康，而毛泽东也已步入暮年，时间在他们身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尽管如此，两人的对话中依旧流露出彼此间深厚的关怀与理解。他们谈及了各自的近况，贺子珍述说在苏联的艰难岁月，毛泽东则表达了对她命运的关切。 这次会面，虽然没有太多的言语交流，但两人的情感交流达到了一种深层次的沟通。 毛泽东询问了贺子珍的健康状况，而贺子珍则关心毛泽东的生活细节。 在这短暂的相聚中，贺子珍特别关注到毛泽东桌边的安眠药，出于关怀，她决定带走这些药物，以免毛泽东过度依赖。 会面的最后，毛泽东提到了他们的女儿李敏（娇娇）即将与孔令华结婚的事宜，这是一个家庭的大事，两人都希望娇娇能有一个幸福的未来。 在这个话题上，贺子珍表达了希望女儿在完成学业后再考虑婚姻的想法，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并承诺会亲自操办婚礼。 最终，这次会面成为了贺子珍与毛泽东最后一次的见面。第二天，当贺子珍期待再次与毛泽东相见时，却被告知毛已离开。 这短暂而深刻的重逢，虽未能完全弥补多年的遗憾，却为两人多年的情感纠葛画上了一个温柔的句点。
